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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与政府误区
央视国际 (2005年04月28日 11:09)
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不仅有其流行病学特征,而且带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性。因此,艾滋病不是单纯的传染病,更是一种社会病,需要医学、社会、心理、伦理、法律等学科的共同参与和全社会的重视。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和决策者,必须对艾滋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把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真正看做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系统工程,是富有远见的政府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战略决策。如果不能这样看待艾滋病防治问题,就有可能造成当地艾滋病防制工作的失控,甚至导致当地艾滋病的蔓延。
政府必须积极参与艾滋病的防治
决策者们往往不愿意对艾滋病进行干预。面对着紧缺的资源和众多的需求,又知道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主要是通过性交和注射毒品等私人行为传播的,政府可能觉得艾滋病不是一个公共重点问题。
但是,这一疾病缩短了预期寿命,增大了对医疗的需求,可能加剧贫困和不平等,并影响经济发展。因此,政府必须积极参与艾滋病的防治。
世界银行:《正视艾滋病》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还有很多地方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尚未充分开展,这与当地决策者的认识不到位、政府部门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多误区有关。决策者要重视艾滋病防治,目前迫切需要认识和解决下面的问题:
(一)艾滋病问题的“政绩化”
有些地方领导干部常常竭力掩盖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的事实真相,把艾滋病问题与自己的政绩联系起来。原因是:一方面,他们担心暴露出这些问题,可能会使上级领导认为当地的治安、卫生管理等方面工作不力,影响自己的前程;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对艾滋病潜在的歧视可能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如影响招商引资、旅游业等,进而影响自己的政绩。但是,这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后果的“短视”行为,势必造成当地艾滋病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最终要损害当地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艾滋病问题政绩化的倾向与我们的干部考核体制也有关系。现在提拔使用干部,主要有三个指标:GDP增长,社会稳定,计划生育。这一体制往往导致干部在工作中只侧重经济发展,忽略公共卫生和其它社会问题。实际上,如果艾滋病防治工作没有做好,肯定要威胁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以,从长远的观点看,如果艾滋病防治不力,导致其蔓延甚至泛滥,迟早会影响到领导干部的前程和政绩。
(二)艾滋病的“泛意识形态化”
在艾滋病流行初期,“御艾滋病于国门之外”的观点曾被中国舆论界大力宣传。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把这一疾病的发生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强调艾滋病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恶果,认为艾滋病仅仅只与药物滥用、同性恋、性工作等“罪恶、堕落”的行为相关,是丑恶的“西方社会病”,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特有产物。所以,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认为:如果坦白承认当地发生了艾滋病病毒感染,如果公布了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实际情况,就是给国家和当地政府抹黑。
其实,艾滋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它的传播不分国界、民族、种族和社会体制,不分年龄、性别、阶层和价值观念,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三)艾滋病的“泛道德化”
艾滋病及性病,在当代国内外都是被普遍“泛道德化”和“污名化”的典型病种。公众普遍认为,艾滋病是个人/人群道德水平下降或“堕落”的结果,是有钱人的专利,只有道德教育能有效抵御这些疾病的侵害。由于将艾滋病与道德相联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受到社会的羞辱和歧视。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疾病,无论人是道德高尚还是低下,也不管穷人还是富人,在病毒面前都“人人平等”,都可能感染这一疾病。而且,在中国,艾滋病更多的是与贫困联系在一起,比如因贫困而卖血,因贫困而从事性工作,因贫困而被毒品贩子利用等。所以,必须把艾滋病和受到艾滋病病毒侵袭的人区分对待:艾滋病是人类的敌人,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不管是由何种途径感染,都是受伤害者,都是值得同情的弱者;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出发,都是社会应当给予关爱和救助的人。耻辱和歧视妨碍我们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只有消除歧视,尊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个人权利,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在公众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开展预防工作,也才能赢得人类与艾滋病的这场战斗。
观点(1)
艾滋病患者不仅死于疾病,而且还死于周围对他们的歧视。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于第14世界艾滋病大会
如果有一天,我的手破了去医院包扎,我可以坦然地对医生说:我是HIV携带者,请注意消毒,而医生和其它病人都能很平静;如果有一天,我去理发,我对理发师说:我是HIV携带者,请注意消毒,而理发师和其它客人都能很平静。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节日!
——美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亨利·尼科尔斯
(四)防治工作的“形式化”
目前,各地艾滋病防治工作仍比较普遍流于形式。1998年以来,国务院及一些地方政府发布了多个文件,强调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级、各地的防治工作更多的仅仅停留在宣传教育活动的层面上,而且在宣传教育层面上的力度也远远不够。全国的多数地方,仅在每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做一下突击宣传,其它时间则很少有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涉及吸毒、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的教育和干预工作虽然已经有了一系列政策出台,但很多关系尚未理顺。防治工作至今没有一个从上到下的执行体系,实际工作仍难以开展。另外,监督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政府文件不能落到实处,做好做坏都一样,缺乏激励和惩罚制度。
观点(2)
在未来20年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全球艾滋病的负担的大小。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
(本文经靳薇主编、爱心基金会及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授权,节选自《中国面对艾滋》)
责编:吴晓洋 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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