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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社会
央视国际 (2005年06月08日 15:46)
社会由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与这种关系对应的还有那个社会制度化结构和社会中人们的文化传统及价值取向等。政府管理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社会为对象或与社会相关联的。因此,我们应对社会有所认识。下面,我们就从分层、主流与边缘、信息传递与流动、风险与风险转移、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类发展,以及与管理相关的统治与善治、文化与道德等方面来认识在今天所我们面对的社会。
社会分层
出于美好的愿望,从古至今总是有一些人希望世间人都是一样的,希望人和人地位平等、财富平均,其中更有一些人致力去做,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实现平等或平均。但实际在人类社会中,人人一样的平等和平均从来不曾出现过,致力去做的结果往往恰得其反。因为首先,人的体质和智力就是不同的,这些可能决定于遗传中的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即使提供了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可能有的平等竞争机会,由于人的想法各不相同,如果给了人自主选择的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尽力竞争的;更何况造成人的发展不同的机遇同样具有偶然性;第三,一个人出生在何地、何种家庭,不是自己可以作主的,即使是在发展主要靠个人努力的境遇中,一个人出生时自己无法选择的境遇、时代、家庭也已为他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关键性的先决条件;四,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路途中,在不同的文明中,有相当多的时候,因出身、身份而带来的条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尽管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分为主要是由出身决定人的地位的社会和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决定人的地位的社会,但不管在哪种社会中,分层都是存在的。
社会分层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中的人群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在于境况相同的人们之间的一种认同。
分层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从血统上划分的,从产生资料的占有上划分的,从政治立场或归属上划分的。现代社会学中有影响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划分方法,他主张从权力、财富、名望三个方面去看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中国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曾普遍地给每一个人划分阶级成分。于是人们在填表时经常要填写自己的阶级成分或阶级出身。20世纪世纪80年代,执政党宣布作为阶级的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过程中,研究者意识到中国的社会正在分化之中,中国社会正像其他社会一样存在着社会分层。
当代中国,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的社会由哪些阶层构成呢?这在社会科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但不少人都意识到在中国一个由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从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和城市中下岗失业人组成的弱势群体已经形成。
主流与边缘
一般情况下,一个社会有一种主流。主流由一定的人群构成。在主流之中,人们有着共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人们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于是,形成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
同理,社会也会有一种主导的或者是正规的体制,并由此构建了这个社会的主导文化或体制文化。
通常,人们在讲述一个社会时,所讲的只是或主要是它的主流的或者是主导的一面。
但我们注意到,在一个社会中,相对社会的主流或者是正规体制,总还会有一些人处于边缘,他们或者是被主流社会或正规体制所排斥,或者是自己不认同于主流社会或正规体制,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可能会形成一种社会的亚文化。
政府管理的领域、市场领域、私人领域及公共领域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是由人民授权管理社会的。因此,政府的权力和政府能直接管理的领域是有限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这种结构的一种形象的体现。
现代社会因所适用的规则不同可以分为四个领域:(1)政府管理的领域:政府经人民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对向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及社会保障等负有责任,所遵循的是公正和向弱者倾斜的规则;(2)市场领域,这是与政府管理的领域相对的一个领域,所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的规则;(3)私人领域,所遵循的是平等与自治的规则;(4)公共领域,所遵循的是公益与行善事的规则。
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建立了总体性的党军政一体化的序列结构。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使社会产生了分化。党政机构的管理范围有所调整,管理日趋规范化。与此同时,对应政府管理领域的市场领域逐渐形成,私人领域开始被强调。而人们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则刚刚开始,公益事业和第三部门的发展空间狭小。
信息传递与流动
在人类社会中,人对信息的取得及人的所处局域和地位的改变与发展相关。人只有尽可能多地取得信息,才能更好地做出选择;只有自主地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存境遇和地位,才有可能使生活质量日渐提高。
影响人的信息取得的因素:信息的传递方法,以及信息取得是否为外在的原因所限制。人类信息传递的方法从最原始的口耳相传,到电话、信件、电报、电子邮件,从布告、碑刻,到书报刊物、广播、电视、网络。现代社会,信息的取得和传递又是为规则和价值观所限定的。受教育是人取得信息的前提和重要途径,涉及个人的隐私以及国家安全的信息的取得和传递都为法律所限制。而公民相对国家(政府)而言,“知情”又为其权利,传媒在公民和国家之间,在信息传递上处于重要的和特殊的地位。
人在社会中的流动,有地域空间的流动,又有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间的流动。就后者而言,又有水平的流动和升降的流动。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局域,有完全不能流动,只能有限度的流动,以及相对能较为自由的流动的多种情况。
在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流动的可能是十分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始能够较为自由的流动,地域方面,国内外及国内各地区之间,基本可以流动;职业、地位上,大体也可以流动,但在农村人和城市人的身份之间,流动仍较为困难,农村人进入城市谋生,在职业和地位上,水平流动的可能较大,而升降流动的可能则较难。
风险与风险转移
一个人、一家人,以至是一个社会,都有可能遭遇很多风险。小至个人生病、受伤、经营亏本或失业,家庭成员的丧亡,大至一个社会,瘟疫流行、灾害发生、经济衰变、社会动荡、战乱,等等。
在传统社会中,遇有这些情况,人们靠亲友相帮,士绅或寺院善举,或者是官府救济。在现代社会,则有种种风险转移的办法,如企事业单位福利、商业保险和由政府作为制度设立的社会保障。
相对过去而言,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区域性的人口密集、社会变动,可能引发灾变的自然的和社会的问题也较过去多,而人们对灾害承受力和降低灾害损失的愿望也与过去不同。因此,现代社会特别强调社会的风险转移,由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设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教育、医疗保健,到养老,以至失业、工伤等方面,为人们靠自己的努力去提高生活质量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人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是与单位制度相联系的。改革以后,在确定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人们意识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但目前初建的社会保障仍是城乡分立的,且覆盖面有限。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有最基本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科学、技术与社会
我们时常讲“科技”,但我们较少注意到科学与技术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我们强调“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我们实际讲的是技术。我们对于科学和技术过于功利了,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利益,带来什么样物质的改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极力地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而我们当强调“科学决策”时,又正不知不觉地受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势话语的影响。我们很少考虑到过于强调“科学”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负面作用。
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使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对立和分裂。科学的传统体现了一种独立地对自然界认识的过程,是一种系统化的、按照一定规范的、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认识是一个过程,所以既有的认识并不总是正确的。而技术本源于一种工匠的传统。到了近现代,技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把科学认识实践化,由此带来对自然界的改造。科学不涉及变革自然,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带来了对自然的变革。因此,我们说科学和技术的负面影响表现实际是由技术带来的;表现在决策上则有两点,一是认为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忽略了科学的过程性;二是误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忽略了人文文化的作用。
强调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做总体的把握,所针对的就是由前述认识偏差所带来的弊端。
人与存在环境
人类在相互为敌的时候,也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为敌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我所用,曾经是人类的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人类确实驯化、消灭了许多飞禽走兽,砍伐了大面积的森林,控制了不少河水的流量和流向,开垦出大面积的耕地,在极大限度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人类最终发现,正当自己一步步战胜自然的同时,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这种胜利终将祸及人类自身。观念的改变使一些人认识到人类应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平共处。尊重人身处其中的自然自身的价值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改变以往传统的一味以扩大生产,增加财富为发展目标和面对自然妄自尊大的做法,通过使经济活动基于人们的基本需要和符合生态的方式,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维护人类的代际公平,以使人类和自然有可能长久地和谐地共生共存。
人类发展
经济增长,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消费,曾是人们在发展中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以往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主要指标。但是,经济增长和消费品的增多,并不能使所有的人的生活都好起来,即使是那些在经济增长和消费品增多中受惠的富有的人,精神状态未必就好,生活质量也未必就高。更何况资本的集中和聚积导致生产规模和生产单位的不断扩大,人反而为其奴役,不可再生资源急速消耗,竞争日趋惨烈,相当多的在竞争中失败的人被淘汰出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关于人类发展概念提出,人类发展是指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发挥聪明才智,因此,它不仅要求人们能够过上健康长寿的生活,能够充分接受教育,同时还要求社会能够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使其能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人类发展的这种参与特性,将人们所被赋予的权利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认为社会如果真正满足了了每个人的愿望和需求,也就实现了社会整体利益。
人类发展概念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人们参与对其自身生活产生影响的决策。而同样影响人类发展的,是政府在收入分配、医疗保健与教育、男女平等、民族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
统治与善治
相对传统的政治学中的统治概念,人们时常争论现在的政府职能是在于管理,还是在于服务,而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就是善治。
善治首先强调了法治。法治的基本点在于:(1)人的基本权利是立法所不能剥夺的;(2)一切法律上的决定,不管是针对所有人、一些人,还是某个人,都按照事先预设的程序做出。只有合于程序,即通过正当过程产生的决定,才是合法的。在行政上,一切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政府官员必须依法行政,政府未经人民通过法律授权的行为和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是无效行为。
善治所要求的不是政府针对民众和社会的单向的统治或管理,而是包括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以及民众在治理上的合作。
善治特别强调在发展中建立公众参与机制,使每一个人都能从公共当局那里获得有关的资料,包括预示危险的资料,可能与自己的生活和活动以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相关的资料,并使其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以及能有效地运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
善治的要素善治被认为至少包含如下要素:一,国民的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都须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二,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三,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职责和责任制;四,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政治透明性。
文化与道德
文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在一个民族或者是一群人中,人们代代相传的习惯了的想法和做法。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意义在于它最终决定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于人类的发展。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一个时期内,人们常常强调观念转变的作用。其实,人在理论上接受一种新的观念并不难,难的是改变已经成为习惯了的、已成定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道德,是人对生活目标和行为的选择和评价。它与人的价值观、信仰和追求相联系。道德要求人对那些是必须做的、必不能做的,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要求人有善心,自律,自省。
道德的基本要求是:诚实、守信、不伤害他人、感恩回报、行善助人。而道德欲望原则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于发展而言,文化和道德都是一种资源。甚至可以说是最终的、决定性的资源。
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今天的世界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的认识已和过去大不相同。在我们重塑理想、追求至善的时候,空间、格局、观念都已变化。当我们的活动范围已遍及地球这个既大又小的空间时,当我们必须与利益、主张不同的人们打交道,当语言、文化、信仰不同的民族必须在同一个地球上共生共存时,我们应努力构建一个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格局。
(本文经靳薇主编、爱心基金会及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授权,节选自《中国面对艾滋》)
责编:吴晓洋 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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