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滋病的思考

央视国际 (2005年06月08日 16:37)

　　作为决策者，对待艾滋病，首先要看它是否成其为需要决策和立法的问题，要分析问题的性质及大小，以及问题可否解决，要考虑是需要优先集中力量解决，是应该安排主管部门解决，还是暂放一放。

　　有关艾滋病的情况

　　艾滋病是一种可以致死的，在目前还无法治愈的传染病。艾滋病经血液传播的概率很高，几乎是百分之百，但它要求有足够数量的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进入被感染者的血管（静脉注射吸毒和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都是由于这一原因造成的）。艾滋病经性行为传播的概率是1 / 100—1 / 500。艾滋病还可以通过母婴传播，但目前在医学上已有办法在一部分人中阻隔作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母亲把艾滋病病毒传染给自己的孩子。

　　按照中国政府部门公布的数字，在中国，已知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45092人，占中国总人口数的0·003％，中国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公布的估计数字，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100万人－150万人，即占中国总人口的0.08－0.12％。除了现有数字外，需要考虑的还有动态的变化，是持续增长、加速增长，还是减速增长。据政府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布的累积报告数：1999年比1998年增长了37.0%,2000年比1999年增长了30.0%,2001年比2000年增长了36.5%, 2002年比2001年增长了32.0%。据政府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预计：如果弄得不好，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面对数字，决策者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的来源、计算方法，及其可靠性。对数字的解释也很重要，同样的数字有可能给出不同的解释。

　　简单的数字大小并不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之间形成关联。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大部分生活在农村，他们是一些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极低，或者是几乎没有贡献的人；他们也是一些基本上不消费公共产品的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不享有医疗保障。

　　他们之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吸毒者、同性恋者或有多性伴侣的人，有一部分是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极少数是被称之为“无辜”的因在医院输血或使用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

　　与艾滋病作斗争被列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共八项，与艾滋病作斗争的内容在第六项），艾滋病问题与人权问题相关联。对此，中国政府有承诺。

　　 决策者的选择之一：管还是不管

　　决策者需要考虑的，必须首先是“问题”，其次，问题必须重大。

　　在一个决策者的管辖领域内艾滋病是否成其为问题，问题是否大到目前已有的对应机构、制度已不足以解决问题，需要另行决策、立法；艾滋病是否已成为一个真正关系全局的问题，是由设在政府主管部门内的由政府多部门参与的机构处理即可，还是由主管部门处理即可，或者是作为现体制政府主管部门下设或下属的机构的日常工作处理即可，是决策者首先要做出判断的问题。

　　决策者的选择之二：怎样管

　　如果认为艾滋病已成问题，决策者又须在怎样管方面做出选择。

　　决策者可以决定实行严格的检测排查，在此基础上为了绝大多数健康人的利益，对少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实行严格的隔离管理。决策者也可以决定让人们自愿接受检测，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自由地生活在社会中，通过给人们自我保护的知识，以遏制艾滋病的传播。

　　决策者可以决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能在指定的医院就诊。决策者也可以决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和愿望选择医院就诊。

　　决策者可以决定外来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准进入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居住，不准进入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就业，以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准结婚、生育。决策者也可以决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行动自由、就业、婚育等方面享有和健康人平等的权利。

　　决策者可以决定实行更严厉的禁毒和强制戒毒政策。决策者也可以决定采用给吸毒者提供美沙酮或清洁针具的办法，以使他们在限度的同时不致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病毒。

　　决策者可以决定实行更严厉的扫黄、打击卖淫嫖娼政策。甚至可以（像某个外国的元首那样）决定禁止人们的一切性行为，以防止艾滋病的传染。决策者也可以采用推广使用安全套的办法，以遏制艾滋病的传播。

　　决策者可以决定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集中起来，像在20世纪50－60年代建立麻疯病村那样，组织他们劳动，对他们进行治疗和管理。决策者也可以采用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生活在社区之内，使他们在社区之内得到治疗，尊重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倡导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爱和帮助。

　　对于决策者来说，决策中确立的目标能否实现，决定于决策时对政策实施的背景与可动用和动员的力量的分析是否正确。而决策者确定什么样的目标和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目标，却出自一种价值的选择。

　　客观地说，我们无法简单地将“歧视”视为一种社会危害，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不歧视”就能给社会带来某种立竿见影的好处。因为“歧视”、“不平等”和“不歧视”、“平等”，在具体的或者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并不与能否实现目标―尤其是与社会稳定、经济增长这样的一些目标―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它们只与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为整体应牺牲局部利益的主张：每个人的权利都具有同样的价值的主张，这两种主张对决策的影响显然是不一样的

　　（本文经靳薇主编、爱心基金会及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授权，节选自《中国面对艾滋》）

责编：吴晓洋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