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观察》：关注非典战役中的农村
央视国际 (2003年06月05日 23:06)
CCTV.com消息（数字观察）：据卫生部最新统计，4月26号到5月12号确诊的非典病人中，农民有155例，已经占到同期发病人数的6.2％，中国农村正面临着非典的严峻挑战。
农民1：我老家是辽宁的。
农民2：我是河南的。
农民3：我老家是重庆的。
农民4：我张家口。
截止到5月15号，全国近一亿农村流动人口中，返乡农民工达到800万人左右，非典会因此侵入农村吗？面对非典农民表现如何？本期《数字观察》密切关注非典战役中的农村。
张泉灵：根据专家的分析，迄今为止我们抗击非典的主战场，仍然是在华北地区，和广东省的一些大型城市里面，不过从一开始，我们的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了，防止疫情向农村地区蔓延的紧迫性。从上面的一组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农村的防疫体系，正在经受着非典的挑战。那么从数字当中，我们究竟能够看到什么，又是否能够在数字当中找到良方呢？现在介绍一下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的王晓丽副教授。第二位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李晓云教授。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一下，一旦这个疫情真的在农村地区蔓延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王晓丽：对农村来说，它隔离条件还有防护条件很差，那么它很快会去向别的人去传染，如果传染多的话，对农村来说，它的治疗条件也很差，如果有已经确诊的病人，不会像城市尤其像北京一样，这样及时地给他进行治疗，那么在死亡率或者死亡的人数上，也会比北京要严重得多。我觉得这次ＳＡＲＳ疫情，对医疗条件非常好的北京来说，都这么难以招架，如果再蔓延到各方面措施比较薄弱的农村来说，我们预防医学那是将不堪设想的。
李晓云：如果一旦农村地区疫情扩散，反过来对城市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就是说，一方面从疾病流行的角度来看，随着城乡人口的流动，已经控制住病情的一个城市，有可能重新被感染的可能，这种交叉的幅度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
张泉灵：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帮我分析这样一个数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农村和城市当中最大的一个人员的纽带，就是民工，他们在城市工作，但是家在农村，我这两天看到的数字是这样的，北京市最多感染非典的职业是医护人员，但是从前几天开始变成了这样一个状况，改变医护人员感染的比例，和民工感染的比例现在是相近的了，这说明什么？
王晓丽：我觉得可能跟民工自身，比如说在北京或者在广州，他自身的居住环境和医疗条件有关系，在有的工地住的话，不可能有很好的隔离条件，当然了，现在国家已经对人群比较集中的地方，尤其工地也加强了好多措施。比如说应该是每个人平均有两平方米住的地方，还有也建立了专门的隔离室，还有要测量体温，这些措施我觉得，可能有助于帮助民工的感染率下降。
张泉灵：李教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李晓云：从目前民工的感染率上升这个趋势看的话，可能还是属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对防治这个角度，相对来说薄弱一些，比方我住的那个小区里，我就看工人各方面的保护程度，就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大家的施工状态，整个工作还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的驱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保护在大城市的民工的健康安全，不仅是对农村，同时也对城市本身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对这个问题给于很大的关注，否则这个问题还会很严重。因为他们回去以后还会感染农村，反过来，刚才已经讲了很多这样的负面效应。
张泉灵：针对现在政府对于留置在北京的民工采取的一些措施，两位是怎样的一个评价。
李晓云：我自己觉得做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不仅是对北京市负责任，也是对全国人民负责任。当把非典工作从目前城市的控制，转向到农村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关注的这样一个有可能带有感染源的一些民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主要的方案，应该是去更多地关注他们的健康、调整他们的心理、支持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觉得很温暖。那么这样的话，虽然说我们跟疾病防治之间没有关系，但是它本身会提供一个防御疾病的一种心理状态。
张泉灵：那么在北京一共有200万的外来务工者，现在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希望他们能够就地留在北京，不要移动。但是为了让他们留得住、留得下，政府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我们发现这些办法的确能够起到缓解民工紧张情绪的作用。我们的记者前不久，也在工地上做了一项调查。
位于东城区小街附近的金港建设工地，4月15日，这里有两名工人感染非典，从而成为了北京市第一个被隔离的工地。现在这里已经解除隔离，工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产。
民工：开始的时候挺紧张的，后来工资这块也挺照顾的，也就安心工作了。
疫情发生后，工地进行了封闭式管理，工人的伙食和住宿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工人的情绪。
民工：我们这是封闭式管理，出去买个东西也有人专门盯着你。
民工：家里人也不希望回去，他们说回去的话，在汽车上火车上都有可能，还是不要回去了，在这安心工作，家里都挺好的，不用挂念。
民工：家里人也希望咱们回去，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北京的建设者，应该承担自己的一部分责任。
张泉灵：现在农民针对非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这个问题，天津农村调查总队也在天津的农村地区，进行了一项专项的调查。
天津市农调队于4月26日到28日，从全市12个农业区县3829个行政村中随机抽选了125个村，对村会计进行了电话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天津农民普遍存在紧张心态。有21个调查村的大多数村民对“非典”疫情感到非常紧张，占125个调查村的16.8％；有74个被调查村的大多数村民对“非典”疫情感到较为紧张，占59.2％；超过四分之三的调查村的村民普遍出现了紧张心态。
张泉灵：我想问一下，因为您也在农村搞过调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村民这种紧张的心态？
王晓丽：首先ＳＡＲＳ是一个突发事件，就地点来说我觉得不光是农村的老百姓，就一般的人都会有一定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我想，会随着他接触信息的不断增大，慢慢会淡。另外有的老百姓认为，没有特效药这个病就治不好，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是没有特效药，但是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应该还告诉老百姓，没有特效药，有时候一些辅助疗法也能治病，比如说感冒就没有特效药，但是感冒也能好。
张泉灵：我们也了解到，前不久王教授他们也在平谷的１７个农村，做了一项专门针对农民对非典的了解程度的调查，我想知道一下调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王晓丽：这个结果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张泉灵：乐观是指什么？
王晓丽：乐观是，在我们调查中我们涉及到了，老百姓对ＳＡＲＳ各个环节知识的掌握情况。从知识来看，他们基本上掌握了一些ＳＡＲＳ传播的一些关键点，然后从个人的防护措施来说，我们觉得也是基本上都能做到了。
张泉灵：前不久我们的记者，也去平谷的农村做了一些了解。
记者的目的地是平谷区的赵各庄村，但是在距村子还有十几公里的平谷区入口处就遇到了一处关卡。在这里，所有的车辆都要被喷洒消毒水，每一个司机和乘客都要填写卫生防疫登记卡并进行体温测量。
村民：我们不放过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测，我们这有规划局的，有旅游局的，还有我们医务人员，好几道关，都要过。
王教授在平谷区的17个村，访问和调查了118名农民，赵各庄村正是这17个村当中的一个。到了赵各庄村的村口，记者的车辆必须再一次接受消毒，每个进村的人员都要进行体温登记才能进入。进了村看到有人用喷雾器对地面打消毒水，还有工作人员在向村民发放预防非典知识宣传册。在王教授的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进行了通风、消毒等预防非典的措施。
村民：通风，勤晒被子。
村民：勤洗手，一动完了就得洗手，没次数洗手。
接受采访的农民都知道国家免费为农民治疗非典的信息。
村民：国家强大呗，国家做你的后盾，个人要花那么多钱肯定花不起。
在王教授的调查中发现：73％的农民知道非典是通过飞沫传播的，24.7％的农民认为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张泉灵：我也看到您这个调查最后结果有７３％的农民知道是通过飞沫传播的，２４.７％的人认为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还有９４.４％知道早期的症状是发烧。那他们是否能够区分什么是飞沫传播？什么是空气传播？能做到那么细吗？
王晓丽：我觉得他们做不了这么细，你比如说有的在村里调查的时候，有的老百姓很形象地描述，他说这个病怎么传播呢？一个老大爷他就这么说，他说其实这个人走到你对面，出一口气，你呼一口气这就被传上了。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太深究，他是不是知道这两个的区别。但我们的目的是说，如果他知道了这两个传播途径的话，有助于他们的预防。还有一点我想可能所有面对传染病，特别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传染病人，都会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医院你有多少机会会被完全治好。关于这一点，农村的老百姓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王晓丽：对，就治疗这方面，我们也比较细地在老百姓中做了调查，尽管从我们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有９０％的老百姓认为这个病是可以治的，那么我觉得在访谈的过程中，也发现他们这部分问题和疑惑最大。为什么好多人说可以治，他觉得现在政府这么关心这件事，肯定会把这个病治好的。有个老太太也是７０多岁了，她就说我觉得没有政府治不好的病。还有的人可能年龄比较大、比较老，他们在他们那一代，或者说在他们上一代，经过一些大的传染病的流行，他们有的时候说不清什么病，他们就举例说，你看以前我们村也流行过病，流行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这个村死人死得都没有人抬死人了，而要从上面这个村找人来抬我们的人，就是说如果是瘟病的话，它就很可怕，他现在把咱们现在这个ＳＡＲＳ跟以前的瘟病等同起来了，所以他就觉得非常可怕。
张泉灵：李教授，我想王教授他们这个调查的结果，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在针对ＳＡＲＳ，我们第一要做到信息公开，但是是否公开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给于这些信息的一些分析和解释，特别是在农村的地区。
李晓云：这一点上我想，北京郊区的农民的认知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与我们西部地区，与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的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到了贫困地区的时候，他们没有钱，同时离县医院又特别特别地远，有些地方是很远很远的，不像我们这个大城市这么近，这种情况下，所有那些经验都告诉他。他可能对信息非常不敏感，可能特别特别地迟钝，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对非典认知程度，我觉得还是当务之急。特别是对那些没有电视的，交通比较远的地区，就是要通过一些图片，通过一些宣传画，通过村里头喇叭来宣讲，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张泉灵：王教授根据你们这个调查结果，您觉得除了这方面宣传之外，还有什么也是重要的？
王晓丽：我同意刚才李教授的观点，我们应该通过一级一级的政府，通过正常的渠道，然后注意给老百姓正确的知识，因为这个知识有时候让他误解的话，他可能会出好多我们想不到的毛病。像在农村，我觉得空气特别好，尤其春天，树都绿了，花都开了，环境很美。但是他们把窗户关上，一天，有的妇女说：“啊，消毒挺管用的，我们一天消三次。”有的说给地上也洒的消毒水，这些都挺管用的，但是就消毒这件事来说，我们觉得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你像在农村地区，在没有传染水源的情况下，我觉得开窗通气就可以保持空气流通、空气清新，没有必要把消毒工作做得这么严重。
张泉灵：那我们现在也看到，现在在一些农村出现了迷信抗非典活动，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挂上一个红布条，放鞭炮吓走非典等等，您怎么看待目前这样的现象。
李晓云：这个我是从两方面看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老百姓可能是由于他自身的经验，由于他对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些信任度，以及他自己有没有经济能力去看病，以及我们对非典的宣传等等原因，让他产生了一些恐惧或者是觉得治不好，或者求神，各个方面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该加强宣传工作，加强各种各样的宣传工作，告诉大家、特别告诉我们农民，我们战胜非典，一定要依靠科学技术。不可以说通过求神啊什么东西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很多很多的时候，习俗、文化习俗，特别在一种特殊的时期，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一些带有相同的文化习俗，特别像挂红灯笼、挂红布条啊，所有这些东西驱走瘟神，我们过去讲的送走瘟神这样一些期待期盼，一些心里上的支撑。在这样一个传统社会，特别农村这样一个传统社会，依靠这种传统社会资本支撑的这样一个社区、一个地区，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也可以鼓励大家放放鞭炮，也可以鼓励大家挂挂灯笼，调动一下大家对生活的一种期望，这是一种正面的东西。
张泉灵：您的意思是，首先得分清楚什么是迷信，什么是当地的一种民俗的活动。
李晓云：对。如果出现了跳大神什么的，骗财骗物的，那是一定要制止的。因为这个就不是属于这个范畴了，这是属于害人了，不去看病去、去跳神，这不行的。
张泉灵：通过上面的一些数字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目前农民对于非典的情况，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心态。我想这跟农村的基本医疗条件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字。
据卫生部2000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中关于村镇卫生组织发展情况的调查显示，我国每一千个农村人口平均拥有的医院床位数，1990年为0.81张，1995年为0.81张，2000年为0.80张。每一千个乡村人口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数量，1990年为1.38人，1995年为1.48人，2000年为1.44人。
张泉灵：我们看到这个数字说，直到２０００年的时候，好像农村每千人占有床位的数量仍然是０.８个，跟十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您觉得这样一个数字跟我们城里人，占有的医疗资源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李晓云：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数字上，同时是质量问题。我们在城里的人很容易去到医院去看病，而且我们每个单位都有一个医务室，我们医务室的水平，比村里的医务室水平高得多。有的地区单位的医务室水平比乡医院的水平都要高。所以我们整个的差别，营养水平的差别，我们人均营养水平的差别，包括我们蛋白质摄取量，脂肪的摄取量，我们各种各样的新鲜疏菜的摄取量。我们从２００１年的数字来看，我做个对比，城市和农村，我们不讲贫困地区，差别将近一倍以上，新鲜疏菜，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差别在这个方面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现在在农村目前的防疫体系，它到底薄弱在哪儿？我们举个例子，一旦一个比如说非典疑似病人回到了他的家乡，进了农村，整个防疫体系它究竟是否能够切断病源、能够阻止疫情的蔓延呢？我考虑有这么三个体系：一个体系是疫情的测报体系，再一个就是它的防治体系，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治疗体系。从这三个体系来看，我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我去过中国农村４００多个县，我认为这三个体系都是不健全的，而且这三个体系是非常薄弱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ＳＡＲＳ在中国农村流行后怎么办的主要考虑，我想作为我们疫情测报体系这点来讲，我们完全可以动员村委会、村妇联，根据我前面讲过的经过一些简单的培训，谁家发了烧，书记报上去，我想目前通过我们的形势系统是可以做的，长远考虑，我们一定要建立这样三级的体系。
王晓丽：李教授说这个话我很有感慨，所以我想再接着说两句，就是预防保健，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性的事业，应该是政府和国家来办，而不是说由我们的医疗机构来办。比如说应该配多少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设备，应该有什么任务，我觉得ＳＡＲＳ疫情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下一步就应该从体制方面把这个问题解决，国家这次是给ＳＡＲＳ预防投了２０个亿，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应急，而不是用于将来的机构建设，或者说将来体系建设。但是我们觉得，党和国家已经在ＳＡＲＳ疫情处理上注意到了我们预防系统是需要加强，这可能是一个开始，在以后可能会再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张泉灵：您写过一篇文章，李教授，您说可能ＳＡＲＳ也给了大家一个机会，不管是农民还是政府，都会来重视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可能提供了一个契机，会让农民早日进入小康社会。您能解释一下您这个观点。
李晓云：我们想这个ＳＡＲＳ这件事以后，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什么警钟呢？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会带来不堪预想的后果，给我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得重新考虑。大家考虑说，我们得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在农民建立这样一个体系，这还不够，得重新反思发展方式，你为什么在农村建立那样一种东西，它的目的是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想像农村医疗保健系统的投入，像社保方面的投入，像各个方面的投入，都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观，就这点我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温家宝总理在五四的时候，他在我们学校讲话，说我今天早上还在上班，突然想起来今天这个节日，我要去看看同学，他去了清华，讲了科学与民主，然后他到我们学校讲了“三农”问题，这就说明了中央政府，即使在非典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它仍然关注着农村问题和“三农”问题，把非典问题和农村问题，和“三农”问题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党中央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对此，特别对我们从事农业的，这样一些农业教育、农业研究，这样一些人来讲，我们还是感到非常高兴的。
张泉灵：我想在ＳＡＲＳ面前，我们都认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健康面前的确是人人平等的，我们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我们的健康几乎是一个共同的利益。
责编：张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