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专稿】“非典”魔影下的土伊前线记者

央视国际 (2003年04月22日 10:04)

　　CCTV.com消息(中央电视台赴土耳其特派记者顾玉龙报道)：

　　“恐龙”终于倒下了

　　经过1300公里的翻山越岭，当央视北线记者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抵达土伊边境小镇锡洛皮的时候，我终于像恐龙一般轰然倒下了。高烧、咳嗽、四肢乏力、咽喉疼痛、畏寒……所有“非典型性肺炎”的症状我都具备，当看到托利斯提克饭店的卫星电视里正在播放CCTV-4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新闻时，“非典”成了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魔影。

　　当时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的打击已经迫在眉睫，为了保持CCTV的士气，我隐瞒了实情没有向台内领导汇报，也没有向家人走漏任何我在前线得病的消息。在强打精神做完连线报道后，我便跌跌撞撞一头扑进了锡洛皮小镇惟一的一家卫生院。

　　卫生院门口有两头黑牛在一边拉屎一边闲逛，卫生院没有挂号室，里面坐着的是两名佩枪的警察，当他们看到我脖子上挂着“中国CCTV”的牌子时，便热情地让我坐下，并主动去和值班医生打招呼。

　　值班大夫很像我们中国的“赤脚医生”，一个听筒，一根木片，不到3分钟就诊断出我是得了急性支气管炎。由于我整夜咳嗽无法入睡，而且每次咳嗽好似地动山摇，把小旅店里的左邻右舍折磨得痛苦不堪。我问医生是不是得了“非典型性肺炎”，小镇医生说他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病。只见他抄起笔来就给我开了三种药，让我先吃了看看，若病情发展再来看。

　　土医生的诊断和京剧“沙家浜”中江湖郎中说的那句“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的台词简直如出一辙。我想若在国内，我恐怕早已经被当作“瘟神”被隔离了，但在土耳其简直同库尔德人家里的牛羊得病一样轻描淡写。

　　俗话说得好：在家千般好，出门事事难。其实哪怕在安卡拉，我就有好多好朋友可以帮忙。3月4日我生日那天，在安卡拉享有“记者俱乐部”之称的熊猫中餐馆的老板王青为我专门准备了生日宴会和生日蛋糕；中兴通讯公司的周小姐为我准备了画有喜鹊唱枝头的精美生日礼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夏勇敏夫妇经常开车送我们到土耳其政府机关和银行办理各种手续；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的总代表张英还亲自帮我们赴前线采访租了汽车……而如今我们远离朋友，到了人地两生的土伊边境，作为长年奔波在外、居无定所的驻外记者，许多情况下都是身不由己，如今面对“非典”的魔影，看来我也只能听天由命了。想当年我在北约的密集轰炸中都毫发无损，我就不信我是土耳其第一个创纪录得“非典”的人。

　　急救车把我送到小镇的一家药铺抓药，其中的两种药我根本看不懂，我只知道其中有一瓶止咳糖浆。土耳其的止咳糖浆疗效显著，闷一口就立竿见影，几次“连线”幸亏靠了它。遗憾的是好景不长，不到3分钟，嗓子眼里又像有许许多多蚂蚁在爬，挠得我难受至极，每一个深呼吸，就像往肺部倒进了整桶的涮锅水，无奈只得靠止咳糖浆加以“镇压”。我感觉土耳其产的止咳糖浆是世界上最美的玉液琼浆。

　　“黄连素”和“伟哥”

　　下午，突然传来土耳其新闻部关于所有驻土伊边境小镇锡洛皮的记者必须到260公里以外的城市迪亚巴克尔办理“战时采访证”，在锡洛皮的所有记者都聚在一起研究土耳其政府颁布这一命令到底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当初我们从迪亚巴克尔到锡洛皮采访的路上，沿途多次遭到土耳其军警的检查和盘问，我们还被告知前方道路已经封锁。一位会讲英语的军官偷偷告诉我：土耳其军方可能会在锡洛皮有军事行动，届时将对在土伊边境的各国记者执行“清场”。

　　其实所谓的“军事行动”就是土耳其试图派大军进入伊拉克北部，在场的加拿大、西班牙和墨西哥的记者都齐声嚷嚷不走，生怕中了土耳其政府的调虎离山之计。

　　夜晚，从新华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那里得到证实，“战时记者证”是每个记者必须办的，否则就是“非法”。由于我的“可口可乐”糖浆已经喝完了，我想一旦病情“恶化”，到大城市去或许有救。

　　披星戴月我们出发了，一路上狂风大雨向我们袭来，小小的汽车好似在风浪中漂泊的小船，沿着起伏不平的道路向迪亚巴克尔方向艰难地前进。由于我体力不支，担心一路上遭遇歹人打劫，生怕驾车的老王难以抵挡，就把车门上了锁。

　　抵达迪亚巴克尔已是午夜，托利斯提克饭店的前台服务员是新华社记者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他从抽屉里捧出两颗仅存的阿司匹林说，你可以先吃了这个，等到了明天就可以去买药了。

　　听说阿司匹林对付发高烧特别管用，晚上我像吃仙果一样小心翼翼地吃了一粒，就晕晕乎乎地钻进被窝等待着奇迹的发生。果然在凉飕飕的被窝里出了一身虚汗。

　　第二天上午，我忍着头疼去迪亚巴克尔的药店买退烧药和体温计，同伴老王说他肚子不好，随便给他买了一些黄连素带回来。站在药店的柜台前，既不知英语药名、更不知土语药名的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向售货员说明黄连素，于是我想用肢体语言来解释。可能是因为发烧头疼的缘故，我调动了全身的智慧，除了解裤腰上的皮带，怎么也想不出合适和文明的动作。最后我还是没有解开皮带——我怕人家误以为我要买“伟哥”。

　　午夜惊魂

　　由于担心遭到土耳其当局的“清场”，服了刚刚买到手的阿司匹林，揣着刚刚得到的“战时记者证”和战地记者背心，我又抱病掉头返回锡洛皮。

　　原以为有了“战时记者证”我们可以一路绿灯，谁知在半道上就遭到了土耳其军警的阻拦。停车一看，路边原来还有先期到达的10多个记者，其中包括原先拒绝离开锡洛皮的加拿大和西班牙的记者。看来英雄所见略同，谁都不敢拿土耳其政府的命令当儿戏。

　　所谓的检查站只有两间废弃的破屋，里面充斥了柴油取暖燃烧后留下的难闻气味。边防军人没有手电，幸亏有了意大利摄像记者的机头灯，才使土耳其边防军得以在灯光下逐个核查记者名单。据先期抵达这里的巴西记者讲，他们已经在这里耽搁了2个多小时了，其中包括3名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法国籍官员。由于土军的通讯装备比较落后，边防军军官在与安卡拉和迪亚巴克尔新闻局核对记者名字时尽管“借用”了记者的手机，但依然不肯卖帐，核对名字的工作比联合国在伊拉克的核查工作进展还要慢。我发现有几位记者看着桌上摆着的闪着黑光的两把冲锋枪有些怪怪的神情，似乎土耳其边防军再不放行，记者们就要“武装暴动”了。

　　漆黑的天空依然在下雨，本来就虚弱的我浑身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寒意。我看到黑屋里只有一把破椅子，上面坐着一位别着手枪的边防军“首长”，我在旁边像警卫员一样等候了足足有一个来小时，趁“首长”出去巡视的时候才得以坐上了“首长”宝座，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冰冷的梦乡。

　　突然一阵汽车的嘈杂声音把我惊醒，雪白的几道亮光照得我睁不开眼睛，只见一辆架着机枪的军用吉普车如临大敌一般爬上了破屋的门槛，然后便传来士兵跳车的声音和枪械的碰击声。当时我第一个闪过的念头是：我们是不是被萨达姆的军队包围了？

　　来者是前来部防的土耳其边防部队的一个班，三辆吉普车上共下来10个士兵，除了火箭筒以外他们还给这里的哨卡带来了手电筒。吉普车爬上台阶是为了给屋内照明，这终于让一直在免费打灯的意大利摄像记者得到了解放。那些土耳其士兵下车后有的放哨，有的摸黑在另一间满地是泥浆的破屋里打开背包安营扎寨。

　　就在大家惊魂未定之际，从远处传来了几声爆炸，许多记者都向爆炸方向望去，一些摄影记者更是手疾眼快地抓起了手中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然而黑夜茫茫，除了爆炸声，就是不见火光。土耳其边防军告诉我们这些神经兮兮的记者：这不是爆炸，而是伊拉克北部油田机井的声音。

　　就这么几经折腾，我的“非典”疑病也好像被吓到爪哇国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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