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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首例性骚扰案
刘兵：到了法院打官司就更加地张扬开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她会受到更大的压力也很自然。因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现有的这种社会结构、权利结构，这个意识结构的一种挑战。你对这个现存的结构挑战，那么肯定是会遇到极大的各方面的那种阻力的。人们出于各种的理由总是倾向于维护现有的这种结构，然后对这种叛逆者、对这种挑战者那么施以冷言冷语，其他的以这种明显的或者不明显的种种的这种报复。
李潘：曾经采访过一个律师，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说从律师的角度，我特别不主张就是这个女士她去告她的上司。他说从这个经济的这个盘算来说，她是不划算的，她付出的成本太大了！她付出的成本是什么？就是所有的社会给予她的压力，以及社会泼给她的那些脏水。还有就是可能对她的先生的，就是她的家人名誉上的和实际利益上的损害。
刘兵：要是从那种经济的角度、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说，这些先驱者、最先吃螃蟹的这些人肯定是不划算的。但她们的意义，我想不仅仅在于是一个自己因为这个得到了多少实际的利益的这样一种补偿，而更多的在于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那么有这样的人多了，这样的事例多了，那么才能够为以后铺平一些道路，为后来者创造一个更理想、更好一点的环境。
李潘：就是这种先驱者毕竟是少数。就现在我了解到的就是，整个这个中国现在站出来，就是打这个官司的其实就两例。第一例是发生在西安，就是我们采访过的这个西安的童女士，这是第一例。结局是以童女士败诉结局。那现在还有第二例就是，也是北京的第一例，就是现在这个北京的一位雷女士，她状告她的上司。那实际上就两个。
荒林：那你刚刚说到的两位坚持打官司的女士，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她们致意，她们真的是在做一些先驱性的工作。那么她们的失败，当然从长远来说不是失败，但是就具体来说假设不联合起来，没有很多女性和男性的共同的联合，有一些进步文化观念的人联合的话，那么个人的损失我觉得，因为人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也是非常巨大的。
李潘：在全中国性骚扰比较，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情况下，才两个人站出来，那你想大多数的女性选择沉默。为什么？你觉得这跟女人自身还有些什么关系？
荒林：之所以出现性骚扰，就是女性来到了公共场所，就是工作环境或是受教育的环境，主要是这些环境。因为在过去的家庭环境里边，那么女性她主要是在家庭环境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突出了。那么特别是中国这个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它不仅是教育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女性大量的增多。而且由于商品化，就是说广告环境和这种媒体环境对女性的物化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比方女人只是供男人享乐的，这种暗示无处不在。所以它大环境本身就是一种骚扰的环境，所以个别男性会认为骚扰女人是无所谓的。而另外一些女人会觉得，你受骚扰一下又怎么着，你嚷嚷什么？然后这就是女性自己之间也会构成这样一种文化的环境和心理……
刘兵：一个女性受到了性暴力或者性骚扰这个时候，那么社会舆论在传统的这种观念里甚至认为，不管是由于谁的原因你这个女人就已经不洁了，就已经不好了、不干净了、有问题了，因为这个你还会受到歧视。那么在你取证的过程当中，打官司的过程当中，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人都会对你指手画脚。那么其中有一个很深层的心理原因就在于，就是说这种歧视，就是认为这个人是一个有污点的人。那么这种压力我想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很多人不敢张扬这个事情，不愿意揭露这个事情，甚至不敢反抗这个事情，要把这个掩盖起来是构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文化背景。
李潘：女性沉默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她们不沉默，她们要打赢这个官司是太难太难了，就是说她们在整个取证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难度。当然这种难度跟法律有关，也和你们刚才提到这种社会文化心理有直接的关系。那刚巧北京这个号称“京城性骚扰第一案”是雷蔓女士状告她的上司性骚扰，并且要求赔偿。那正好我们栏目是跟拍了她，就是在这个状告过程中的一些取证的情况。我们可以在我们跟拍的镜头中看到，雷蔓要取证有多么的艰难：
解说：这位背对画面的女士叫雷蔓，两年前她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由于不愿忍受上司的性骚扰，她毅然辞职。几个月前，她将这位上司告上法庭。今天，她到原公司取证，却遭到工作人员的无礼拍摄。
雷蔓（对公司阻拦她上楼的工作人员）：你没有权利拍我，这是侵犯人的合法权利！……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上这个楼？哪条里有这条规定？你们有什么权利？谁让你拍的？谁让你拍的？你侵犯我合法权利！……谁让你拍的？谁让你拍的？你有什么权利拍我？你有什么权利拍我？你凭什么不让我上去？我就要找那个人！……
李潘：刚才看到雷蔓的那个情况，她这么被无礼地拍摄，那其实也可以看到女性性骚扰这个问题要解决、要去状告的话，取证难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刘兵：确实取证是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事情。首先这个事情是一个，确实本身是比较隐私的。那么从证人的寻找、证据的寻找，而且寻找有效的证据，这些都是本身从技术上来说就非常困难。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困难之外，那么你在这个寻找证据的过程中由于这个外部的社会舆论的、这种压力、这种环境也并不支持你去有效地、最理想地能够拿到你相应的这种证据。
李潘：我们看到那个电视剧里面，最后倒是把这个汪显声判了，不过判的他并不是因为性骚扰判的，倒是什么什么别的罪名。实际上是它没有这样的专门针对性骚扰的法律，我可以用这个法律来制裁他来判他，而是拐弯抹角找了一些别的，他犯了别的罪然后来判他。所以这个可以看到，我们实际上在这方面，法律这方面的条文实际上是不健全的。
刘兵：很有一种好人又要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这样一个结局，安慰。那么只好是用别的这种法律的条款，他还有犯了别的这种罪行来惩罚他。那我们设想假如一个人他没有犯这些其他的罪行怎么办？那么他仅仅是做了性骚扰的事情，那按照现在这种局面就永远不可能被制裁了。
李潘：我们可以怎么说，向一些国家吸取一些经验。我看到过一个资料就是说，三菱公司曾经有受害者起诉三菱公司内部普遍存在性骚扰的这种行为。后来这个法院判下来了，判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国家有这样很清晰的法律条文。判下来之后，这个三菱公司实际上向这些受害者们总共支付了三千四百万美元的赔偿金。国外有些类似的这种法律条文，是不是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荒林：像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他们都是有反性骚扰法的，就是反性骚扰法，非常明确的。它就是有明确的条文涉及到性骚扰的条款的。其实前面我讲到的两个方面的例子，比方就是屈从性的性骚扰，或是威胁性的性骚扰，这就是美国的公用法中的两条。已经有一些国家在操作上有借鉴的地方，那我们国家应该也是会为期不远了。但是我觉得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我们国家来说我认为文化环境的改变依然还是最重要的。就是比方到某一天已经有法律可依了，但要是文化上面这种状态依然没有改变的话，可能去借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人依然会是很少。
刘兵：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还可以想到一个可以有希望的亮点，某种程度上反映在这个《女人不再沉默》的这个片子里。你看这个片子里头对这些问题特别敏感、特别恐惧、屈从于传统势力的人的年龄，多半是年龄比较大的那些阶层；新一代的人，从苏静往后，更不要说那些中学生了，她们在这个意识上，随着她们接受的这种信息和这种意识已经跟老一代的人就有很大的不同。
李潘：其实年轻人的观念和意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包括法律的进步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脚踏实地地努力。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女人不再沉默，我相信这个趋势是会有的。这个电视剧上是女人不再沉默了，生活中我们也有不再沉默的女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雷蔓——京城的第一例。那么雷蔓的情况会怎么样？我们在将来的节目中还会继续追踪，我们会为您报道。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聊这个话题，谢谢！好，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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