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旧梦》上集（探索发现2004-124）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16日 11:05)

　　1843年11月7日，一艘名叫“水怪”号的三桅船驶入上海，甲板上站着英军上尉巴富尔和他的几名随员。一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为通商口岸。作为英国派往上海的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做好了定居上海的准备。

	1872-1874年南京路

　　当时有“小苏州”之称的上海县城有27万人口，大小街道60多条。上海道台宫慕久并没有到码头迎接巴富尔，只是派了几顶轿子把他们接到了道台的衙门里。

　　正当巴富尔为租房的事大伤脑筋时，一个姓姚的商人找到了他，表示愿将他在城里的52间房租给他，这样，巴富尔和他的四名随员才有了安身之地。但当姚书平提出要同巴富尔独家贸易时，却被巴富尔一口回绝。

　　随后赶到上海的英商却没有巴富尔那么幸运，他们被拒之城外，只好在北门城墙外搭起简易的茅棚。巴富尔紧紧抓住《南京条约》中“寄居……贸易通商无碍”等字眼,不断对宫道台施加压力，要他划定一块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居留地，并选择黄浦江边的泥泞地作为租借地，

　　这块泥泞地便是今日的外滩。

	1903南京路

　　这里交通非常便利，东边靠着黄浦江，北边就靠着苏州河。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的居留地放在军舰的看护之下可以更觉得安全。

　　1845年11月29日，在历时两年谈判之后，宫道台与巴富尔签订《上海土地章程》，它规定：英商居留地，北以李家场、东以黄浦江、南以洋泾浜、西以河南路为界限，这项居留地面积为830亩。

　　上海租界的历史从此拉开了帷幕。

　　《土地章程》签订的当年年底，外滩已经建起了十一所房屋，开设了二十三家洋行。最早来外滩的单身洋人想找个地方跑马，便想到了洋行楼群后的大片泥滩，于是就有了今天南京东路外滩到河南中路一段长500米的跑马小道，这便是南京路的前身。因为当时总看见洋人在上面跑马，上海人就称它为“马路”。

　　1850年，由洋行大班组建的上海跑马总会在这条马路的尽头，即今天南京东路与河南中路交汇处建立了第一跑马场，它占地80余亩，因场地内遍植树木花卉，被外国人称为花园，从外滩到河南中路的这段通往花园的马路因此也被称为“派克路”。在当时的跑马场内，还设有运动场，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经常在里面把一些不知名的木球抛来抛去，便把第一跑马场也叫做抛球场。

	工部局卫生宣传

　　抛球场一带成了租界最热闹的地方，运动和娱乐为这里带来了一定的消费，在它的附近陆续建立了一些商店。当时英租界人口只有500人，在租界里逗留的中国人必须在天黑以前返回上海县城。

　　这种华洋分居的格局在1853年被打破。当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大批上海县城内的居民为躲避战火，纷纷拥入租界区，租界人口由原来的500人猛增至2万人。人口的激增导致租界地价上涨，从此，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派克路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向西飞跃了三次。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小刀会起义的第二年，为获取暴利，跑马会董事们在将第一跑马场以数倍于原价的价格卖出后，在西藏路、湖北路之间，另辟第二跑马场，派克路随之延伸到今天的浙江路，路面被铺上煤渣碎石，并加宽到7.5米，这条大道被称为“大马路”。

　　这条大马路虽然很宽阔，不断涌入的难民也促使租界地价不断上涨，但南京路并没有因此繁荣起来。当时的南京路在抛球场以东，多有外国人的开设的洋行、银行、面包行，而在抛球场以西，只有一些小茶馆和货铺，而且都是简陋的木板房。这座供当时妓女烧香用的虹庙，是南京路最豪华的建筑。相比之下，当时的福州路、广东路却要热闹的多，这里聚集了从上海县城逃到租界的难民，他们开设了各种店铺及茶馆、烟馆、妓院以及赌场，一时间远比南京路繁荣。

　　这种局面在四年之后得以改变。1862年，李秀成率太平天国起义军南下攻打上海，租界再度涌入逃难的人群，租界中国人口数量猛增到50万人，急剧增加的人口使租界内的地价迅速上涨，也再次为跑马会的董事们带来了获取暴利的机会。他们又一次卖掉第二跑马场，在今天人民广场处修建了第三跑马场。派克路也因此完成了第二次飞跃——向西延伸至进西藏路，原来路面上的煤渣碎石被鹅卵石所取代，路宽由7·5米增加到15米。

　　当人群涌向这个中心的时候，外国商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们发现从房地产生意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丝茶鸦片贸易，于是开始一次次向租界内土地发起攻击。

　　租界出现了土地买卖狂潮。外滩和派克路一带的地价上涨最快, 从1852年到1862年平均涨幅为200倍。

	抽鸦片的夫妇

　　炒地狂潮带来了租界的畸形繁荣，随着派克路的向西延伸，在它的两边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商店与住宅，江南一带的富商为躲避战火，纷纷进入租界，许多名家老店落户派克路。上海地区的商业中心由上海县城转移到了派克路。

　　这些躲避战火的难民在为派克路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些居住区。

　　派克路的第三次飞跃发生在1864年，租界当局出于战事的考虑，在派克路与泥城浜之间修建了一条军用公路，随后又将派克路延伸到了静安寺。

　　1865年10月，租界当局为纪念《南京条约》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将派克路正式命名为“南京路”。

　　而民间老百姓仍然把南京路叫做大马路，把向南的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依次叫做：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

　　上海开埠初期，南京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轿子；到了1855年，一个名叫斯密斯的外国人坐的第一辆马车出现在外滩;而到了同治初年，载货拉客的独轮车也随着躲避战乱的人流进入租界;1874年上海从日本传入黄包车；1901年，在汽车发明15年后，匈牙利人李恩时从国外输入了两辆上海最早的汽车。

　　到了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在南京路正式通行。

	贵妇

　　电车的通车，也意味着南京路已经拥有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先进的电气化市政设施。早在1881年，在电话发明几个月后，南京路上便出现了第一条电话线，到了第二年3月，中国最早的电话交换机在大北电报公司开通。4个月后，南京路上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电灯；1908年，在电车通车的当年，南京路上的汇中饭店还安装使用了两部中国最早的电梯。

　　但是，通了电的南京路却并不太平，时常有人车相撞的事故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工部局在南京路上铺设了人行道，从而使南京路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条人车分道的路。同时也产生了第一个交通规则：车、轿往来必须过大路，一切车辆必须靠左行驶。

　　南京路上所有这些市政管理措施都是由当时的工部局制定的。工部局成立于1854年，起初，它是租界单纯的市政管理机构，中国人觉得它担负的工作与中国历代掌管工程水利和交通等政令的工部相同，便把它叫做工部局。在工部局的印章和局旗上印刻有英、美、德、俄等12个国家国旗的图案，意思是租界由此12国侨民选出的代表共同管理。

　　当然，工部局制定的一些措施也充满着对华人的歧视。

　　比如有一度中国人坐的马车不能超过外国人，这就是一个歧视性的。再像1906年建成的第一幢近代化的高楼汇中饭店，它里面的厕所就规定，华人不得入内。

　　从1854年开始，每年4月4日是工部局万国商团的建军节，这一天都要进行阅兵活动。从19世纪80年代起，随着工部局税收额的大幅增长，万国商团和工部局警务力量得以壮大发展，中国主权逐步被割让，工部局由原来的市政管理机构演变为拥有独立行政立法权的租界最高权力机构，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位于南京路上的工部局市政厅，每年要召开两次公布局董事会议。工部局制定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上海成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殖民者的疯狂掠夺扫清了障碍。

	红头阿三

　　据1862年的《北华捷报》报道：英国每年从上海掠夺的财富达1300万英镑，相当于英国从印度所获贸易利润的3倍，相当于英国1856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多。在这1300万英镑中，约有百分之六十来自鸦片贸易。

　　从19世纪40年代后半叶起，上海就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走私贸易口岸。鸦片成为外国冒险家在上海的主要获利手段。上海开埠之初，在南京路和外滩的外国洋行，多数从事着鸦片贸易。

　　到了20世纪初，上海经营鸦片的土行、烟馆达到了1500余家，出现了土行多于茶店，烟馆多于饭馆的奇特现象。

　　在外国商人疯狂淘金的同时，南京路也造就了大批从赤贫到暴富的中国商人，他们多数是为外国鸦片行服务的买办。

　　这些先富起来的买办带动了上海的消费，消费成了上海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燕子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上海人“华衣鲜履”的传统一直在南京路上延续着。

　　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式旗袍在南京路出现了，它脱胎于清朝妇女旗袍。

　　诞生于南京路的新式旗袍成了东方女性的标准服装，。

	铺电车

　　中国男人的服装变化也出现在南京路。孙中山从南京路上的荣昌祥穿出了中山装，它简朴庄重，极富民族特色，后来成为中国男子服装的象征。

　　20世纪二十年代，南京路上商店已发展到300多户，成了中国商业的中心，集中了中国商界最著名的商店。到了三十年代，南京路进入繁盛时期。顾客可以在这里买到世界上所有的商品，南京路已摘取太平洋西岸最繁华大街的桂冠，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伦敦的牛津街以及纽约的百老汇街齐名，挤身世界著名商业街行列。国际上对南京路的评价是：地球上最世界主义化的马路。

责编：红立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