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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击退一、二次反共高潮 |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并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和英美派发生分裂，汪精卫亲日集团公开投敌，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则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但是，他们也表现出很大动摇性。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它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正宁、宁县等五个县城和边境的十六个区；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在对其谈判未果后，被迫自卫反击，坚决打退了来犯之敌，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在山西，阎锡山则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新军），新军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击退了来犯之敌，并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摩擦，后双方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１９４０年２月至３月间，国民党石友三、朱怀冰等部配合日伪进攻晋东南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一二九师与晋察冀南下部队相配合，歼灭朱怀冰部主力两个师的大部及反共游杂武装万余人。之后，八路军主动提出休战，双方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胜利打退之后，毛泽东于 １９４０年间，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重要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长期合作的方针及其斗争策略。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在正确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党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应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收敛反共活动，而是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由八路军转到新四军。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何应钦、白崇禧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皓电”，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充分暴露出他们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野心。１１月９日，朱德等发出“佳电”，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是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挽救危亡，中共同意将驻在皖南的新四军部队撤往长江以北。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晚，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９０００余人开始移动。 ６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８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少数军队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１月１７日，蒋介石发布反动命令，宣传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对国民党制造的严重反共事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政治上，展开强大攻势，揭露顽固派的反共罪行。２２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向国民党提出了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等十二条解决时局的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反击，揭发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字。在军事上，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加强华中地区及新四军工作的领导。随后将华中新四军改编成七个师，严阵以待来犯之敌。
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国际上，一切进步舆论都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共内战方针，英美的舆论对蒋介石集团也表示不满。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击，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的孤立。３月１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被迫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８日，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１４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的恰当处理，再次证明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这一次斗争的经验证明，第一，“任何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第二，当时，仍然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之中，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仍然处于从属的地位，是服从民族矛盾的，因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第三，第二次反共高潮被胜利打破，充分说明了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进行适当让步的必要性，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佳电”中对国民党作了适当的让步，才取得了在事变发生后转入政治反攻的主动地位，并以自己的行动，让中间派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取得了他们的同情，并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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