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电视剧《成吉思汗》是定位在具有史诗风格的正剧。（不是传奇风格和戏说风格的电视剧。）那么首先就要做到对成吉思汗这个世界性的历史人物的功过有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这个评价不应该只是从蒙古民族的角度出发，甚至也不应该只是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出发，而是应该从全人类和整个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观照他的一生。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和组织家之一，他在政治上和战场上的辉煌成就，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千年伟人。至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人可以同他媲美。他的南征金国，为中国的第四次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进步的。他对西方邻国的征伐，是推动中国打破自我封闭状态、第一次走向世界的重大事件。正是因为他的西征，世界才开始认识中国。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民族精英之一，还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物的总体把握。但是，这个把握并不应该直白地诉诸观众——那是史学家的任务。文学家的任务是在于把这种把握作为指导思想和始终隐含着的意念；而推到荧屏前面的却应该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由这些人物命运构成的一个有悬念、有矛盾、有冲突的、引人入胜的故事。
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我们的故事是由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和可能发生的事组成的。尤其是对可能发生的事——即纯属艺术虚构的部分，更是基于对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大量掌握和对历史文献的大量占有为基础的。
首先，既然我们的着眼点在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那么无论正反动作的各种人物的行为都应该是合于逻辑的。譬如战争，成吉思汗征战了一生。这不是因为他好战，而是历史逼迫他不得不选择战争。他出生之前，他的先祖就被金国钉在木驴上；九岁时他的父亲又被塔塔儿人毒死了，继而他又被同族人抛弃，跌入苦难的深渊。血亲复仇的责任自然而然地压在了他的肩上。当他刚刚熬过苦难的日子，成了亲，新婚的妻子却被蔑儿乞人抢走了。这个从小就亲手射杀过异母弟弟的铁木真的出路只有一条——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用马刀来洗雪夺妻之恨。再譬如他在战争中的掠夺行为，也有其必然的行为逻辑——恩格斯曾说过，“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是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是更荣誉的事情。”成吉思汗当然也概莫能外。这是历史赋予他的局限，我们表现这些局限正是尊重历史。再如他的西征——这是个最难处理、以前也无人敢于问津的“涉外”事件。对此，我们在落笔之前，对他西征的功过得出过一个最基本的评价。然而我们的笔墨是花在具体而活灵活现地表现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的全过程。我们不是给他西征寻找理由，而是通过他决定西征的过程，表现合于这个人物行为逻辑的一个个“台阶”，进而在情势上让观众都认可这是一场非打不可的战争。我们也认为成吉思汗的西征至少是防卫过当。特别是他给西方邻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和大破坏，这些都是应该批判的。我们并不因为他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便为贤者讳，去偏袒他。可是我们也通过具体的情节为他找到了这一系列行为的心理依据。譬如屠城，我们知道，为了西征，他是将全国从十六岁到七十岁的蒙古男人都带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进行战争的，即使这样他的兵力也不过二十多万人。而最初所遇到的抵抗就让他损失了上万人。在别人的国家进行战争，兵源是无从补充的，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多久，他的队伍就会被消毫殆尽。于是他下了一条死命令——投降的一个不杀；抵抗的一个不留。他想用这种的办法，给对手造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不敢与之相抗衡，这是他无奈的唯一的选择。即使如此，我们也通过耶律楚材、忽兰妃、和后来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对他的杀人过多进行了否定。这是艺术的否定，是“可能发生”部分的艺术的虚构。
其次，无论写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或者写历史可能发生的事，终极目标是在于刻画性格。在性格刻画中，即使是对最伟大的人物也要作为一个普通人加以人性化的描写，把他从圣坛上把他拉下来，注意在多种人物关系中对他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和揭密，通过这种种人物关系展示出他性格的各个层面和侧面，同时也展示出他情感的复杂性。使之既有王者风范，又有普通人的心肠；既对社会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也有局限——包括时代局限、阶级局限，也包括他的人性深处的弱点。我们赋予了这个历史伟人一些理想主义的光彩，但不能把他神化，不能将他拔高。他既有的雄才大略，也有残暴凶悍。既表现他的广阔胸怀，能听取逆耳忠言，求贤若渴，善于化敌为友、罗织人才；又要表现他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使自己的心灵得以逐步提升——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丰满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
第三，无论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还是历史上可能发生的事，都必须是那个时代的人的言与行。譬如我们对合答安与铁木真之间感情的处理，就是依据这一原则。合答安是个捅马乳的奴隶，她在铁木真16岁被族叔抓去想杀掉祭天的时候救了铁木真，也爱上了铁木真。但是她知道自己是个奴隶，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与黄金家族的铁木真是隔着一道鸿沟的。后来她嫁了人。这是书上有过记载的——已经发生过的事。而后来我们对他与铁木真之间关系的描写，全是虚构的——她嫁给的丈夫是个“傻骆驼”；二十几年以后她再与铁木真相会的时候，傻骆驼死了；铁木真要娶她，她不答应，但她比铁木真任何的妻子都更理解和关爱铁木真；她为他纳了两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她说服大妃容许铁木真再娶别妻；她替铁木真对母亲尽孝道；铁木真遇到有什么推解不开的忧烦也要找她倾诉，而往往她的言谈更能打动铁木真。这样看似浪漫的爱情关系，正是基于800年前一个奴隶的女儿所能选择的做人准则。假如她因为有恩于铁木真，便当了他的侧妃，那一定是很乏味的很落俗套的爱情故事。
第四，无论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还是可能发生的事，必须是合于民族民俗的。因为只有充分地展示了民族性，才有世界性。譬如蒙古人有一种信念——恩仇必报。我们在处理成吉思汗与他三次结拜的安答——札木合之间的关系时，就是本着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特定关系展开的。他们两个斗了几十年，札木合几次都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可是他第一次抓住他的时候，两个人的脖子上还带着幼时结拜时相互交换的信物——髀石。他们要回了髀石，表示恩断义绝了。可是成吉思汗还是为了报恩，放了札木合。他的宽仁并没有感化札木合，札木合又挑拨王汗把铁木真打得一败涂地。后来铁木真消灭了王汗和太阳汗，对于穷途末路的札木合却下了一道命令——不要追捕他。札木合的亲兵把札木合抓住来向铁木真请功，铁木真却杀了这些背主者。他与札木合痛饮马奶酒，推心置腹地彻夜长谈。最后，铁木真还诚恳地要札木合帮助自己完成伐金大业。可是札木合却只求一死，好让成吉思汗睡得安稳。成吉思汗怀着沉重的心情处死了札木合，他是亲自送这个安达上路的！民族性里还有个重要方面是民俗。我们在这方面也做过大量的研究和考查。在许多细节上尽量表现草原文化的特点。像结拜安达的形式，绝对不同于桃园三结义；喝酒时的敬天敬地；行进之中换乘坐骑；出征时往道路上酒马奶酒；对长生天的礼敬；马头琴、歌舞、萨满的通天巫、幼子守灶的传统……等等、等等。就是人物的语言，也常常借助蒙古的地方风物、日常生活，采用比兴手法，使之更为生动和富有民族特色。诸如：“先长出的耳朵没有后长出的胡子坚硬，先长出的头发没有后长出的胡子长久”；“等这匹马跑出汗的时候就到了”；“即使将五个指甲磨尽，将十个指头握断，他们也要报仇！”；“难道你腰间挂的不是马刀而是马兰吗？”；“每个车辕上都有姑娘，每个车篷里都有夫人。”；“多秀美的长发啊！像一匹展开的锦缎，像斡难河滚滚的流水！”“除了影影子之外无有伴当，除了马尾巴之外再没有鞭子”；“你们是性情暴烈的山猫猛豹，还是残忍地自冲其影的海东青啊？！”……
总之，我们所作的艺术虚构是严格遵循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原则的。灵魂是真实。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凭借的是现代人的思维和理念，但它们只能是用来关照这些历史而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取代历史人物和历史生活。（编剧：俞智先 2000，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