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留信的习惯，她整理旧信时，发现在我一九六八年——一九七○年间给她的信中总是提到布票，“今天发了布票”，“三姨给寄来十尺布票”，“我给姐姐寄去了布票”，“给您寄的布票收到了吗？”

　　那时候爸爸去了呼兰的军管会学习班。

　　妈妈去了北安“五七干校”。

　　姐姐去了密山的生产建设兵团。

　　于是我开始管家。那时我十三、四岁，两个弟弟，大的十岁，小的七岁，后来姥爷来了，我们三个未成年人才有了主心骨。

　　那时候管家管不了多少钱，却管着不少票。我那时就盼着居委会的韩姨上门收户口本，一收本就可能要发票了，肉票豆腐票鱼票线票棉花票工业券花生票……在种种票证中，我管理最上心的，用现在的话说，最情有独钟的是布票。布票每年发一次，一发下来一大张一大张的，花花绿绿的，像邮票一样有小孔，能撕开，有十尺一张的，五尺一张的，还有一寸的。我数这些布票时，眼睛、手、心都是在享受。我记得那时候布票每人二十四尺，小孩还要少一些。

　　小心翼翼地数好了，把给爸爸、妈妈的布票用挂号信寄去，也许有的时候还得给姐姐寄去一些，剩下的就仔细地放在一个《毛主席诗词》塑料书皮里，就都归我管了。那个时候姥爷管肉票、豆腐票什么的，都是吃的，穿的权利下放给我了。

　　哈尔滨冬天很长，光是棉袄、棉裤就得用多少布啊，用布票的地方多着呢，动一寸布票都得掂量掂量。我总是货比三家，看哪家商店有“减票布”，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减票布”这个词需要解词——就是一尺布收少于一尺布票的那种布。那种布呢，都是些花色不好的或者混纺的布，一洗就掉色、起毛，可是毕竟可以用有限的布票多买上几尺。

　　那时我也算是正在妙龄，可经常穿着爸爸穿旧的、肥大的、四个兜的蓝布制服。记得在一个冬夜，姥爷和弟弟全都睡了，我在灯下仔细地补一条针织棉毛裤，那是妈妈以前穿过的，没有带走，破了很多洞，我舍不得布票去买新的棉毛裤，就想把它补好自己穿，不知补了多少补丁，困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终于一个洞也没有了，我满心希望他以为大功告成了，可是一试，竟穿不进去了！原来我用的补丁是旧棉布，是没有弹性的，棉毛裤原有的弹性在一块块补丁的禁铜之下也没有了，所以我穿不进去了。我懊丧极了，哭的心都有，但还是忍住了，哭有什么用呢？

　　大弟弟小时候很在意自己的打扮，但经常被迫穿着我和姐姐穿小的花衣服、格子衣服，即使染黑了也能依稀看出花纹，他小声嘟嚷：“女生衣服”。有一次家里很难得地花布票给他买了一件米色的现成衣服，扣子是两孔的，而不是通常四孔的，他说，“女生扣”。于是那件衣服就意外地归小弟弟了。

　　小弟弟从出生总是穿姐姐、哥哥穿小的衣服，衣服上总是这一个窟窿，那一个三角口，我补衣服的本事就是小弟弟给练出来的。可是家里的包袱里也没有几块像样的补丁，姐姐在兵团还不时来信说，“给寄点补丁来吧”。因此补弟弟裤子的时候，一个裤腿上就有五六块补丁。有一次妈妈回来了，花布票买了一尺布，用一块大补丁覆盖了那裤腿上所有的小补丁，我很为那一尺布票心疼。邻居家男孩有一件天蓝色套头衫，我每次看了都想，如果小弟弟穿上多好！问清了人家在哪儿买的，跑到商店去看了又看，却舍不得用那几尺布票。那是一件质地很好的棉织品，不减票。离开了柜台，不知为什么，我总惦记那件软软的、蓝蓝的衣服，终于狠狠心，给小弟弟买了回来。这是那几年小弟弟最好的一件衣服了。可惜他穿上只一两天的工夫那衣服就变成黑乎乎的了，七八岁的男孩子上树、爬墙，实在是太费衣服了。

　　妈妈曾有一度失去自由，在她还不知能不能重获自由的时候，用我和姐姐小时的两件旧红格子外套，改做了四件棉坎肩，四个儿女一人一件，最小的那件是用二十八块布角拼成的。我至今能记得，那棉坎肩穿在身上的温暖感觉。

　　那时，布票把人们逼出了很多聪明才智：拆劳保手套织衣服，拆鞋带织线衣，姐姐的一个兵团战友不知拆了多少手套才攒足了线，又用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织成了一件有无数棉线接头的衣服，织完后一看都有些脏了，就洗了晾在外面，可是一会儿工夫，衣服居然丢了！唉！同是缺布少棉人，怪谁呢？

　　现在，我逛商店的时候，仍然最喜欢去花布柜台，面对着五彩缤纷的花布，这儿摸摸，那儿摸摸。丈夫说：“总摸什么！也不买”。有时忍不住买上几尺，一块一块堆在家里，不知不觉攒了两大包，时不时拿出来欣赏一番，真是赏心悦目啊！女儿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为她买了许多块印着小猫小狗的花布，至今还放在那儿，已经上中学的女儿看到了，颇为不屑地说：“真幼稚。”

　　我自己也问自己，买这么多布也不用，干什么呀？自己回答自己，这不是不要布票嘛！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