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行字的时候，那一天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对三十年前那个日子，还要不要写下来？尽管它不知多少次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尽管一字字写下来还是像一点一点揭开伤口上的纱布一样，但是，一个朋友的话使我拿起了笔。他说，我们太健忘了。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我上中学报到的日子。从清早起我就一片好心情，但父母却无法与我分享，他们都在遥远的干校学习班接受改造。尽管停课很长时间了，但从小学生变成中学生，心里还是怀着期待。走到哈尔滨第四十四中学门口，却看到一纸通知：报到时间推迟一周。可能是桌椅门窗全在武斗中砸烂了，还没来得及准备好。

我有些失望地往家里走。那天，天色有点灰，下着细碎的清雪。回家的路上，好像没有伴儿。

开门的姥爷神色有些异样，像是对我说了些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没有说。我进屋一看，愣住了，屋子里有四五个人正在翻箱倒柜，家里一片狼藉。

抄家？

搜查？

是爸爸的事？

还是妈妈的事？

我有些懵，不知该说什么，就站在门口。

他们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我，又开始翻书，是一页一页地翻，像是在找什么；有的在翻衣物，还在本子上登记。这时，我仔细看了看，认出他们是我妈的同事，我猜想是我妈出事了。

姥爷坐立不安，一会儿走出去，一会儿走进来。两个弟弟都没有在家，我担心弟弟此刻回来看到这一幕。

这时，我听见翻检衣物的人对登记的人说：“水獭领大衣一件。”我紧张起来。那是妈妈唯一的一件值钱的东西，是结婚纪念日爸爸送给她的。他们是要拿走吗？这时，我听见负责登记的那位挺漂亮的阿姨说：“水獭的‘獭’怎么写？”“哎呀！你看人家韩殿云，人家都穿上了，咱还不会写呢！”那声调里有一种我当时还不会形容的东西，后来我长大以后才知道，形容那种东西有很多词儿，现在想写在这儿，又想，算了，那些词儿不太适合用来形容长辈。

当时听到那说话的语气，让我很难受。我定定地站着，看着。我忽然想起，我的日记本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们也会翻吗？我走过去，把本子拿在手里。这时，另一个阿姨机警地走过来，很利落地夺下本子，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他们都是省公安厅的干部，动作和眼神都很职业。她翻起那个小本子，那时的日记能写些什么？无非是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心得和斗私批修的感受之类。她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把本子还给我，脸上没有表情。

我屈辱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认识、不认识的叔叔阿姨翻腾着我家。没有人解释，也不知此刻爸爸妈妈是否知道家里正在发生什么。我不知我当时的眼神和表情，只知道，我并没有哭。

这时，一位有些眼熟但不知姓什么的叔叔走过来对我说：“一丹啊，你不要有抵触情绪啊！”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抵触”这个词，我不懂，但我猜到了这个词的意思，此情此景，使得这个生词就像刀刻一样刻进了我的记忆。直到现在，一提到这个词，我还会想到那情景。那个叔叔是用东北口音说的，他把“抵触”念成“dǐchǔ”，以后，我也一直这样发音。后来，学播音了，我才知道，应该念“dǐchù”，但每次遇到“抵触”这个词，我都得犹豫一下。我想，当时那位叔叔一定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抵触，他对我那样说，是为我好。

他们走了，我对着年迈的姥爷和幼小的弟弟愣了一会儿，接下来便开始写信，写给妈妈、爸爸、姐姐、大姑、三叔、三姨、老姨、都是问一句，这是为什么？

那天，我发了一摞信，一摞问号。

很多年后，妈妈说她没有收到那封信。那时，妈妈的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

很多年后，姐姐对我说：“其实，你不该写信告诉我这件事。”那时姐姐是个十六岁的纯洁知青，接到那封信后立刻向组织汇报，从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家里的变故告诉她，还不如不告诉。可我当时才十三岁，我怎么知道该问谁，不该告诉谁呢！

那一天，给我的生命注入了一种过去没有过的东西。我再没了纯粹的快乐和轻松，我总免不了沉重，在各种感觉里更容易感受痛苦。听到别人说：“自己慢慢地长大。”我就想，我是一下子长大的，就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到中央电视台以后，参加一次为孩子义演的晚会，每个人都要说说童年，我说：“在那动荡的日子里，我匆匆地和童年说再见。”眼前，又闪过那一片狼藉。

总会想到那个日子，有一次和几个哈尔滨的朋友谈起来，其中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记者跟我说：“我和你的经历几乎一样，不同的是，搜查我家时，我被强迫脱光了衣服搜身，他们走了以后，我就一遍又一遍地擦洗身子。”

她平静地说着，我流了泪。我想：我的这个记忆，不是我一个人的；她的记忆，也不是她一个人的。这是走过那个年代的人共有的记忆。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