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话筒，是在读小学的时候。那时，老师从我们班挑了几个同学对着话筒念了一段课文，老师说，话筒也叫“麦克风”。后来，选中了一个叫梁晶的女生到广播室当广播员。以后，每到课间，梁晶就离开了教室，过一会儿，教室的小喇叭里就传来梁晶那柔和的声音：“同学们，请准备好，和我一起做眼保健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我常常是一边擦着眼睛，一边琢磨那是梁晶又有点儿不像梁晶的声音，想像她面对话筒的样子，暗暗羡慕着她。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停课了，眼保健操也不做了。梁晶后来学唱歌了。
第二次见到话筒是在中学。我的中学就在我的小学前边。中学管广播站的马老师走到后边的国庆小学问：这期升入四十四中的学生谁朗诵好？恰好问到我的小学老师郭清泉，郭老师就推荐了我和朱庆和，于是，我们就成了四十四中广播站的播音员。我们经常是这样开头的：
敬：哈尔滨市第四十四中学毛泽东思想广播站——
朱：哈尔滨市第四十四中学毛泽东思想广播站——
合：现在开始广播！
敬：首先学习最高指示。
朱：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记不清在那红楼三层的广播站里，我念过多少大批判稿，喊过多少激昂的口号，记不清在那面对操场的两个大喇叭里，还有串联在几十间教室的小喇叭里，我播出过多少自己也不懂的话。
又见话筒时，我已当了知青。盖房子的工地需要建一个临时的广播站，却不知谁能当广播员。这时有人告诉队长：敬一丹在中学当过广播员。于是，我就被选上了，那个广播站设在工棚里，颇像电影《雷锋》里的那个场景：工地上，人们在添砖加瓦，大喇叭里喊：同志们，加油干啊！
房子盖好了，广播站也撤了。正在我失落的时候，山上新胜林场新建了广播站，我就被推荐去了。
新胜广播站的话筒是崭新的，是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底座是让人愉快的浅蓝色，话筒上包着一块红绸子。那小小的广播站是我五年知青生活中最喜欢的地方。每天，当小电站的井东元师傅轰隆一声发起电来的时候，我就打开150W扩大机的低压开关预热，半小时后，再开高压。接着放唱片，是78转的《东方红》，然后，音乐渐隐，话筒渐开：“新胜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先播送营林段韩凤菊写来的广播稿……”然后：“现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时，可能有人把门推开一条缝：“小敬，给我们来一段二人转吧”，于是，我就在节目表里预定的文艺节目时间里，放一段二人转的唱片，还有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什么的。全林场百十位听众全是熟人，一位大姐告诉我，家里早上从不看表，听广播一响就起床，你要是起晚了，我们全得晚！知青伙伴告诉我，我们在山上听广播，听不出是你播的还是省电台播的。我暗自得意，故作平静地说，是我播的。
那段时间，我是完全彻底的采编播合一，干得极充实。后来，局里在我们新胜林场开广播工作现场会，我在会上介绍我是怎么办广播站的。之后不久，我就被调到局广播站了。我是哭着走的，我爱上了这个小广播站。那朝夕伴我的话筒交给了我的下一任播音员韩凤菊。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有不止一只话筒，不止一个播音员。这里站长、编辑、播音员、技术员，按部就班。当然，播出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好人好事和二人转了。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广播稿里还分为消息、通讯、评论。后来，我兼了编辑，我写的一位老党员让房的故事不仅在本站播了，还上了《黑龙江日报》。那时，也没有稿费一说，人家给了我一本《新来的小石柱》作为鼓励。那时，我在话筒前说了些什么呢？印象最深的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春季造林大会战、护林防火、冬运任务完成了、不要烧好材，要烧枝丫，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后来，我真的变成省电台的了。大学毕业后我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当了五年播音员。记得第一次在话筒前播的是天气预报，播得极郑重，还特意组织爸妈收听。在话筒前，我喜欢播知识节目、电影录音剪辑、文学欣赏，最怕的是播送早上的新闻，往往新闻播完了，我还没醒透呢。
那时，电视初起，人手不够，组织上命令我到黑龙江电视台客串。当时，我对电视有一种排斥，觉得让人品头论足的，算是个什么职业呢？白天，我在电台的话筒前说：“各位听众”，挺有感觉的；晚上，我在电视台的话筒前说：“各位观众”，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我整天磨领导：让我回电台吧！领导告诉我，电视台新人成长起来以前，你得顶着。
那时的电视可真是初级阶段啊，拍出来黑咕隆咚的。当时，我和我先生刚认识不久，有人问他：“听说你女朋友在电视台？”
“没有没有。”他总是耻于承认。
人家指着电视里的我：“是她吗？”
“不是不是。”
“我想也不能啊，咱哥们儿怎么也不能找那么大岁数的，有四十了吧？”
其实，那时我年方二十四。
当时我固执地认为，广播是最正宗的，电台、电视台一个大门出入，可电台的人看电视台，那眼光有点儿像国营大厂看乡镇企业。
可后来，那乡镇企业十分了得，电视高速旋转，我不知不觉被吸了进来。走进中央电视台，已经和话筒相伴了十年。话筒似乎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我要说的，它给传播出去了；我听到的，它也听到了。它和我一起走近百姓，走进大千世界。最偏远的地方，最堂皇的地方，最平常的地方，最热闹的地方，它都去过，都是一样地做它该做的。它听到过千言万语，但它总是默默的……
当我有了三个“金话筒”时，我知道，获奖三次以后就不再参加“金话筒”优秀主持人评奖了。我更知道我离开的只是金话筒，我离不开真的话筒。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