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中人都说，走进二十一世纪的大门至少需要三个通行证；会电脑、会开车、会外语。这真让我自卑，这岂不是要把我关在世纪门槛之外？我不太爱说“时尚”这个词，因为自己离它挺远。

　　关于电脑
　　我时常收到好心的编辑寄来的电脑报刊，面对那些每个字都认识，就是看不懂的天书，心想，这不是给文盲寄报刊吗？说来惭愧，别说上网，我连打字都不会，几次走近电脑，几次又离开它，它一点儿也不让我感到亲近，我怕一切机器，怕那些键子，那个蹦来蹦去的鼠标。让我感到安慰的是，白岩松写稿子也是手写，他说，笔尖触着纸的感觉是一种享受。我有同感，也找到了一个说法儿。可到了九九年，我不能心安理得了。那天给师母送稿子，手写的，有点儿乱，师母说：“没关系，我在电脑上打出来”。“您？”师母说：“是啊，我七十多岁学的。”惊得我一下子没了话。出了门，第一百次下决心，该学电脑了。左顾右盼，真有点儿不安了。人家白岩松一旦学起来一定进步飞快，那我不就真的‘孤立’起来了吗？如果陷入没法儿交流的境地，那太可怕了。

　　关于开车
　　那年，在朋友梅的撺掇下进了驾校。师傅看我笨得可以，就问：“你多大岁数了？”“四十”。“这么大岁数，受这刺激干嘛？”噎得我半天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说：“我愿意受点儿刺激。”我以诚恳踏实的学习态度坚持了七十多个课时。拿驾照那天，梅的丈夫在她的BP机上留言：祝贺你们成为职业马路杀手。我真怕成为杀手，三年过去，我的驾照上一点劣迹都没有，因为我三年没敢开车。后来，在他人鼓励和自我鼓励之下，终于动了车，梅从车友变成了我师傅，当然还有更高明的专业王师傅。第一次把车开到电视台便犯了难，找不着车位，正犹豫着，后面的车又逼上来，进不得退不得之时，忽见水均益路过，救星啊！于是，我下车，小水上车，只见他三下五除二，动作极潇洒地把车停妥当。以后又遭遇类似情景时，便盼望小水出现，幸好像小水这样助人为乐的好同志很多，我总能逢凶化吉。不知为什么，如果求人帮忙做别的事，我一定会不好意思开口，但求人帮忙弄车，却张口就来，大言不惭。

　　关于外语
　　这是我的伤心话题。大学毕业时，我只认识英语的前七个字母，从A到G，是当1、2、3、4和甲、乙、丙、丁用的。那时工农兵学员有很多没开过外语课。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研，就拜我姐为师学英语，可她作为专业的英语翻译却对我这个虔诚的学生很不满意，“在我教过的学生里，你最笨。”后来上夜校，上电大，上补习班，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英语上了，经过两次名落孙山，终于榜上有名。可惜的是，后来的日子，没有用英语的必须，没有远见，没有恒心，就一点点忘掉，如今快忘光了。现在，看到那一个个单词像是认识，又觉陌生，仔细端详，这都是当年多次亲近过的啊。我曾为它们付出了那么多，而我又那么轻易地把它们丢掉了。今天的我，真对不起当年的我。

　　关于手机
　　干我们这一行的，BP机、手机是必须的工具，由“组织”上发。第一次发给我的手机好像只能打市内电话，沉甸甸、黑乎乎的。包里的空间它占了三分之一。我那时打手机总有点儿不好意思，因为曾听一位很有品味的人说，看女人从腰间掏出BP机、大哥大，像个女特务似的。我特别不喜欢‘大哥大’这个名字，幸好它后来改名叫手机了。后来，手机越来越小，能通达的地方越来越远，它改变了距离，改变了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电视台每逢大事报道，头儿就会下命令：全体记者主持人，必须时刻打开手机呼机，召之即来！嘀嘀嘀，铃铃铃，真难想像，没有它们，我们怎么干活儿。

　　现在手机的功能很多，但我只有能力用它最主要的功能，其余的学不会，记不住。一想手机制造者花费多少心血才开发出一个新功能，而我却让它闲着，想想怪对不起人家的。

　　关于卡
　　看一个人是否时尚，有一个指标是看他的钱包。时尚中人的钱包里不是塞满了纸钞钢蹦儿，而是一张又一张五花八门的卡。什么维萨卡，牡丹卡，龙卡，长城卡……“刷卡”这词儿说出来，这动作做出来，都挺有味儿的。而我呢，钱包里只有一张卡，浅蓝色的，这就是中央电视台职工食堂的饭卡。可以用来就餐，也可以买半成品菜带回家。我每每看到别人刷卡，总觉得不踏实，那玩意儿一点儿都不具体，不可感，进钱出钱都神出鬼没，看不见摸不着的。手没能触到钞票，怎么能体会到用现钱的那种满足或者心疼的感觉呢？我知道自己这样的信用观念和消费方式有点儿土，可我看到有时持卡的绅士淑女站在出了故障的刷卡机前，一脸愁苦相，就想，还是现钱好，用着踏实。

　　一九九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