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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庄永志
性 别：男
血 型：O型
籍 贯：云南
学 历：经济学学士
自 我 介 绍：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主 要 业 绩：正在努力
业 余 爱 好：听琴，看戏
最欣赏的一句话：入世之心做事，出世之心看事
几篇文章：
《调查》过年
《调查》招人
一本旧书
听母亲的心跳
世纪美人
与朱德庸“谈情说爱”
《调查》过年
庄永志
新年还没到呢，新编导小汪就惦着到北京二监过年。
二监的犯人，重刑犯居多，不是无期，就是死缓，每四人就有一人命案在身。跟这些人打交道，小汪一点儿不怵，倒不是因为人高马大山东人，而是因为他以前采访过监狱。
说起他盯上的一个犯人，学过雕塑又学过导演的小汪，仿佛在描绘自己手中的雕像：父亲，一个被判11年的诈骗犯；儿子，一个以为爸爸去了美国的小学生。入狱已经6年，他要是获准回家过年，孩子该如何面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爸爸呢？有戏！小汪说。
快过年了，小汪往监狱跑得更勤。他又瞄准了几个有望回家过年的犯人。到底谁能回家，难说。表现最好的，才有这份幸运。其余的，分几等，有的可以与和来探监的家人在同聚楼共度一晚，有的可以跟家人在监狱包顿饺子，有的可以一起开联欢会。
腊月二十七，小汪，摄像栗严、小蔡，录音沈鹏，还有新来的主持杨春，一起“入狱”，和三分之二的警察陪犯人过年。
空气中躁动着期待与猜想。谁能回家过年？
终于知道了，有三个人可以回家，没有那个“远在美国的爸爸”，不是不够条件，为了儿子，他不回了。小汪他们又跟上了一个叫张燕生的小伙子，33岁，抢劫罪，被判无期，93年减刑到15年。今年春节，是他在二监的第11个春节。
腊月二十八，一早就下了小雪。张燕生的哥哥、妹妹带来另外一套衣服，接他回家。
干警叮嘱：千万别忘了按时归队，大年初二下午4点以前。
十一年来，张燕生第一次穿上皮鞋，第一次跨出监狱的大门，又看到了记忆中北京展览馆的塔尖儿。
征得了张燕生家属的同意，小汪他们一路跟来，到了他家。
十一年，家里多了嫂子、侄子，没了父亲。迟来的鞠躬，向着父亲的遗像，止不住的泪水，面对躲不开的镜头。那一刻，小汪他们大概已经忘了：这是个重刑犯。
腊月二十九，除夕，晚上七八点钟，张燕生家的年夜饭，小汪他们干看着，拍。
大年初一，在监狱，小汪他们看鸳鸯相聚、听卡拉OK。
大年初二，小汪他们在心里回放《两个人的车站》：回家过年的犯人会按时回来吗？
要回监狱了，张燕生对他妈说：“保重身体，等着我回来，不要着急，我会好好地在里头踏踏实实改造，早点儿回来。”
张燕生他妈说：“这两天过得特别紧张，好像时间不够。我现在所以活着，就是因为有他这个人，支撑我；身体再不好，我得想办法活着，能活到他回来那一天，我就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了。 ”
第二监狱分监区长刘锡光说：“他们潜在的危险相当大，一旦出现问题，对整个司法系统和咱北京市，都会带来不良影响。”
离规定的时间还有20分钟，三个回家过年的犯人都回到了监狱，跟二监一样，北京监狱系统安排的200多名回家过年的犯人全都按时返回。
正月初三，小汪一帮人“出狱”，正月十一，《第二监狱的春节》准点播出。
还有四个主持人，天南海北去拜年――
王志：腊月二十四，广东深圳，访杨剑昌；腊月二十五，广东南海，访罗润俏；腊月二十九，除夕，北京，访宋玉生。
--去年6月16号，播了《被告杨剑昌》。杨剑昌，深圳市罗湖区消费者委员会干部。四年前，他揭露一个骗子公司反被索赔1700多万。后来，因为骗子逃到国外，杨剑昌才算是嬴了官司。
春节前的1月18号，在他办公室，杨剑昌告诉王志，节目播出后，他收到了400多封观众来信；办公室的墙上，一件上写“正义之剑”的条幅，杨剑昌说，这是浙江的一位老书法家看完节目后特意为他写的。在杨剑昌家，王志注意到，他家门上，贴了很多符。杨剑昌的妻子觉得，“平安”两个字对她家有特殊的含义。
--罗润俏，去年4月和9月她先后两次将丈夫潘润强和另一个叫刘开兰的女人以重婚罪告上法庭。在人们眼中，她成了公开向“包二奶”的丈夫讨说法的第一人。去年10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审议“婚姻法修正草案”；12月23号，《新闻调查》播出《罗润俏的官司》；两天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再次审议婚姻法修正草案。虽然有丈夫和刘开兰所生孩子的出生证明，罗润俏对丈夫的起诉还是因为证据不足，没被法院受理。
春节前5天，王志再次见到已经带着孩子回娘家的罗润俏。节目播出后，她说她倒没什么压力，只是法院还是没有受理她的诉讼。她没备年货，没心思过年，对王志说，还是希望丈夫回心转意，回到她和孩子身边，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去年12月2号，《调查》改在周六播出的第一期节目《戒毒者自白》。节目播出的当晚，戒毒的哥宋玉生跟人发生口角，被人扎伤。老有观众问：真戒了吗？
除夕，王志再访宋玉生，又问：“真的是戒了吗？”
宋玉生说：“媒体也好，警方也好，随时可以对我监督。”
王志还问：“你直接回答我，到底戒了没有呢？”
宋玉生说：“戒了。”
宋玉生的媳妇说：“反正现在我们俩我觉得挺幸福的。”
宋玉生想办个戒毒所，还想申请戒毒基金。
就为了访宋玉生，陈新红家提前一天吃了年夜饭。
董倩：腊月二十三，安徽凤阳，访吉开桃；腊月二十五，上海，访时牧言。
--吉开桃，大城市打过工，舅母做媒，跟一个小伙儿按当地风俗办了婚事，几天后，她告小伙儿强奸。公安、法院、妇联，各有说法，村民也议论纷纷：哪怕没登记，入了洞房就算人家的人，不跟人办事，能不强她奸吗？有法学家看了去年6月9号播的《婚礼后的诉讼》，写文章，谈“法律与习俗的较量”、“中国法律本土化的漫长道路”。因为没领证，小伙儿被判强奸罪。
1月17日，董倩再次来到石塘村吉开桃家，吉开桃挺不好意思，告诉董倩，节目播了以后，收到五百多封信，好多都是求爱的。
回过头去，吉开桃看到了自己的幼稚，甚至错误：“社会是最好的锻炼场所，你遇到这么多错综复杂的事，让你心态没法不成熟起来。苦难有时候也是一种财富呀，真的。”
董倩还是关心吉开桃的爱情。吉开桃说：“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要最适合我的。”
她还告诉董倩，过了春节，还是要出去打工：“新的春天开始了，我也要开始新的人生，你说对吧？我想这一切都从春天开始。”
--去年12月11号清早，陆幼青走完了他37岁的人生之路，留下了一本《死亡日记》和一种对待生命的方式。5天以后，《新闻调查》的观众通过《生命的留言》这期节目，和董倩一起走近了陆幼青的妻子时牧言。节目播出后，破天荒，观众来电只有慨叹，没有告状。
1月19号，再次与时牧言面对，董倩感受到了她的变化、她的悲哀。
时牧言说：“这一个多月来，很多的心情都是慢慢体会，但是我也在努力把心情尽快调整过来。”
她告诉董倩，春天到来的时候，她会按照陆幼青的嘱托将房间刷成暖色，与女儿一起过平静而快乐的日子，这也是陆幼青生前的希望。
长江：腊月二十四，河南郑州，访李福乾；腊月二十五，许昌，访王英。
--对一家业绩不好的上市公司，是让它破产退市，还是挽救重组、一救再救？去年9月8号《郑百文会破产吗？》播出的时候，这还是个问题。节目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疑问，还是引发了新一轮对“郑百文现象”的讨论。
董事长李福乾在郑百文奇迹般的发展中成了全国优秀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96年，郑百文在上海证交所上市，李福乾也达到了个人事业发展的巅峰。两年以后，郑百文的经营状况急转直下，去年三月，成了全国第一家被债权人申请破产的上市公司。重组还是破产，李福乾已无法左右公司和自己的命运。
1月18日，长江再次来到郑百文总部，已是深夜，李福乾的办公室依然亮着灯光。李福乾对长江说，这几个月，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初步看到一点点曙光。1月3号，在股市上已经停盘几个月的郑百文又开始上市交易，标志着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拉开序幕。
李福乾说，重组对员工来讲，应该是柳暗花明。
长江问：“对您意味着什么？”
李福乾答：“这个岗位上的工作我就没有做好，没有做好的原因呢，就是不称这个职。”
对郑百文的股民，李福乾说：“我不求他们谅解，但是求他们在新春，佳节快乐。”
--第二天，长江从郑州赶到许昌，探望王英。过年了，家家传杯递盏，或浅斟或豪饮，王英的心情会如何呢？
观众从去年9月1日播出的《白酒遭遇警示》中，了解了这位全国第一个质疑白酒标签的消费者。97年，她丈夫因为酗酒发病，死了，一年以后，她状告当地一家酒厂，要求酒厂在标签上标注“饮酒有害健康”之类的话。但是，酒厂的标签符合国家标准，王英的诉讼在一审、二审和再审法院都被驳回。去年七月，王英表示要再次提起抗诉，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第二次再审。
这回，王英告诉长江，抗诉还是没有结果。
看着商店门口成箱的白酒，王英说：“我感到痛心，不知道又有哪些消费者要受到伤害。”
春节期间，王英打算开始写一本书，专门讲饮酒的危害，还想起草一份修改国家酒类标签标准的立法建议。
“过了年，”王英说，“三月份要开全国人大了，我想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一下，尽快出台一个饮料酒怎么样进行警示说明的法律。因为只有出台了这样的法律，所有酒厂都写上警示了，这才是我追求的目的。”
李文静：腊月二十八，山西忻州，访余梅芳；腊月二十九，除夕，太原，访万爱花。山西来的李文静，回到了家门口拜年。
--在《调查》回访的所有人当中，余梅芳要算是最舒心的了。
丈夫去世、一个人带着孩子从外地到山西当个体户的她，曾被忻州一家医院误诊为艾滋病，又被这家医院将消息传扬出去，她拖着刚做完手术的病体，到处验证、上诉，最终，依靠科学和法律维护了自己的名誉。
除夕前一天，李文静来到了余梅芳承包的柜台前。她高兴得合不拢嘴，告诉文静：去年9月29号《名誉的价值》一播，马上就有好多以前的老顾客打来电话，现在她的手机费，不打出，光是往里接，每个月就得一千以上。生意也好，货都供不上，卖空了。
节目播出两个月后，忻州市人民法院判令那家医院和市防疫站在《忻州日报》上向余梅芳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两万六千块，可是，不仅道歉没有，连钱也没见着。
余梅芳也收到好些信，既有为她鸣不平的，也有愿意帮她做生意的，更有人表示：要和她共同抚养孩子，与她携手到老。
余梅芳说，当时人家以为她得了艾滋病的时候，真想找个老公证明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艾滋病，现在，冷静下来了。
--将回家过年的余梅芳送上火车，李文静又赶到太原，探望卧病在床的万爱花。
1992年12月9号，当时65岁的万爱花打破半个世纪的沉默，在日本东京举行的首次慰安妇国际听证会上，以亲身经历控诉了50年前侵华日军对自己惨无人道的摧残，在数十万被日军糟蹋的中国妇女中，她是站出来控诉的第一人。
去年7月14号，《新闻调查》播出了《羊泉村记忆》，在节目当中，72岁的万爱花再次控诉日军的暴行。
12月8号，万爱花参加了“妇女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的开庭，这是万爱花第五次到日本讨公道。出庭作证，说到悲愤处，老人激动得昏厥过去。这次国际性庭审仅仅是一次模拟法庭的审判，它的判决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从日本回来，万爱花一直卧床不起。
除夕，文静来到了万爱花的病床前：“觉得不舒服吗？”
万爱花说：“疼，疼。这口气就来不了，总是憋着，恨不过它(日本)，咽不了这口气，除非我死了，要不我非把中国这个真理拿回来不行。”
她告诉文静：“吃不好，睡不好，就一直琢磨这些事。不管它过年也不管它过节，我琢磨的就是这个官司的问题。其他什么事儿都不想了。”
为了增添一点儿过年的气氛，文静特意为老人贴上了一副春联。
各路拜年的人马陆续回来，制片人赛纳、张洁办公室迎候，每个编导把自己回访的人物编上几分钟，张洁当总编导。还专门做了个片头：《走过2000--年度人物回访》。配解说，赛纳、张洁，都上：
“为权益，罗润俏状告丈夫‘包二奶’
为名誉，余梅芳忻州医院讨说法
为公理，杨剑昌仗义直言遭诬陷
为尊严，万爱花控诉日军性暴力
……
2000年， 普通人的非常之举。
过年了，他们还好吗？”
除夕，编导陈新红这个组和罗芳华那个组总算回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的姚大姐、孙逊，张罗着给在办公室过年的人准备年夜饭。可惜，只有赛纳一家、张洁一家、编导陈新红和摄像陈威一共七个人吃上了他们备的饺子。有一个组，腊月二十七，也就是两天前，又出发了，去的是内蒙，雪灾中的内蒙。
这个组6个人：徐涛、董倩、陈强、王忠新、李宏卫、张天贺。横跨两个世纪的雪暴、沙尘暴，不光让赛纳揪心。
编导徐涛，已经订好机票要和太太回海拉尔过年，只好让太太独自回家；大胡子编导张天贺，《戒毒者自白》出手不凡，还是个新人呢，太太从珠海来团聚，他却想去拍“灾难片”，一定要去，给太太一场灾难：10天，一个人在北京。冰天雪地，“红二团”团员董倩边走边念叨：“茫茫雪原，救援在进行、自救在进行、反思也在进行。”
正月初九才回来。反思到前天，2月24号，《暴风雪过后》准点播出。
有人入狱，有人拜年，有人救灾，还有人留守，《调查》把年过了。
200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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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招人
庄永志
《调查》还挺招人，求贤榜一上网，7月21号到8月21号，呼啦啦，来了三百来人。
条件不高：本科学历，三年新闻从业经验，不限性别，不限年龄。
第一天， 一大早，第一个应聘者。大魏接待：“您是来告状的吧？”
小伙子反问：“你是看我比较土吧？”
大魏无言以对。接过小伙子的材料，大标题：“鹰一般的机敏，
狗一般的忠诚----寻主！”
再一看，还是个研究生，没有录像带。
其实，这位老兄不是第一位。
7月4号，招贤榜还没上网，一份“自白书”从南京寄到台办。
“自白书”里，他自问：“为什么选择中央电视台？”“为什么选择新闻专题类节目？”“你心中衡量一个好的新闻专题类节目的标准是什么？”自答：“我对新闻工作的热爱源于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倾向。”
寄书的叫徐慨，南京大学新闻系上的本科，在《周末》当过4年记者，又在一家中外合资的广告公司当总经理3年，刚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念完研究生。中学时，学过颜、柳，后又习汉隶、临魏碑。有照片，人如其字，江南秀士。
从第一天开始，我成了录音电话，最后总是“谢谢关注”。
每天都有惊喜。一天，收到一个14寸彩电屏幕那么大的相册，不，应该说剪贴本，气势逼人，但封面上大彩照里的女孩，倒是笑脸迎人，她是吴海蔓。
本科和研究生上的都是南京大学，在《羊城晚报》当记者，“在报社四十年来最重要最宏大的采访中接受任务”----参加环球采访，是“追风七子”中唯一的女性。
翻开剪贴本，除了看到她的大块文章，更有她的“几点疑问”：“这次招聘意味着新闻调查栏目要来一次大的变革？”，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不知赛纳能不能回答。
她也曾自问：“我能为新闻调查栏目带来什么？”又自答：“一名开拓型的年轻记者。……更具时代感的报道。……一个渴望挑战、准备就绪的新闻人。”
有一半人寄来了录像带。某省卫视的一位制片人，得过两次“金话筒”；还没看录像带，光看名字就让我和杜晓静“惊艳”----早就看过她主持的节目。
8月21号过了，还是电话不断，来信不断。本来限期1个月的《招聘启事》，赛纳吩咐再在网上挂一阵。
我一封一封信拆，惊叹、艳羡。赛纳一份一份简历读、一盘一盘带子看，展颜、皱眉；怕有“遗珠之憾”，张洁、刘春、王志，又“筛”一遍。
9月2号，一个星期六，有40位应聘者被请到办公室“当面交流”，分两拨，上午20，下午20。赛纳再三交待：一定不要说“面试”，是面谈。
有两个在校生，一个在河南上大学，一个在广西念研究生，都想来实习；赛纳说，见见面再说，所以就通知她俩来了。
“交流”什么呢？两项：笔谈，面谈。
笔谈：在外屋新买的条桌上，谈谈电视深度报道的现状，说说理想中电视深度报道的样式；从两条素材中任选一条，完成一份策划案，两条素材来自陈新红、杨继红正在做的两个节目。
面谈：梁建增、赛纳、张洁、王志，在赛纳的办公室里，四对一，挨个谈。刘春忙着编“成克杰”，在机房。
笔谈、面谈，同时进行。
围着新买的条桌，大魏凭空造了四个花坛。20个人就围坐在条桌边，写。我给他们端茶倒水。
有人真能写，10张稿纸都打不住。有一位老兄，从上午写到下午，中午让他吃盒饭都不歇。
里头谈得怎么样，不知道，有的谈了半小时，有的5分钟就出来人。我只管出来一位，再把下一位的简历一式四份送进去；简历之前的扉页上，我摘录了应聘者来信中的“亮点”，给四位领导留下了一块空白：“初步印象”。
中午，吃盒饭之前，张洁咬着牙感慨：“有激情，有理想，有专业，有外语，将来的新闻界就是他们的天下！”
直到晚上七点，和最后一位谈完，一位来自东北的女教授。在办公室，吃中午的剩饭。王志冒出一句：“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是说大伙儿吧？
第二天上午，赛纳、张洁、王志三个人权衡再三，最后确定：12个人分两拨来试用。
第一拨，有徐慨，有吴海蔓，还有几位跟单位说的是到《新闻调查》学习，所以我这份奉老孙之命写的关于《调查》招人的“报告”，就不好提他们的名字。
9月11号，他们已经来了。
10月2号，张洁凯旋，跟他说起新来的6位：“个个都像奥运健儿！”张洁大笑。
国庆前，一位留学英国的南方一家电视台的编导来电话，她已经回到国内，过了国庆就来北京。7月，赛纳、刘春已经看过她寄来的片子，刘春对她简历的写法大加称赞。
明年9月，一位在日本攻博士的编导也要回来，她原来就在评论部干过。
她俩，还不算这12位里头的。
200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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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旧书
那天逛旧书摊，在中国书店买了本《子冈作品选》，叶圣陶题签，沈从文作序，价格是当初的10倍。
彭子冈，熟悉中国新闻史的人大概会脱口而出：“噢，三剑客！”
当年，杨刚、子冈、浦熙修三个女记者，外号“三剑客”。为什么？有胆、有才、有情！彭子冈被誉为《大公报》的风云人物。
先说有胆。1940年的秋天，在一次集会上，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大谈营养运动，说不用担心中国粮食不足，只是人们吃得太多太浪费了，建议大家多吃糙米，说那是含有维他命ABC多种营养的食品。
彭子冈听不下去了，马上站起来提问：“这几年，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老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谈一下养生之道？”
孔祥熙被这么一问，只好打哈哈：“哈哈，哈哈，散会。”“哈哈孔”因此得名。
当年，《大公报》有“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意思是超越党派、超越政治、超越私利，规定凡有党籍的人概不录用，连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的毕业生也不用，还禁止本社成员加入任何党派和政治组织，一经发现立刻请走。彭子冈有胆，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彭子冈有才，中学时代就有人发表上万字的论文评价她的文章。别的不说，她的报道确实写得精妙，50多年过去了，还可以看到细节、看到人，像那篇轰动一时的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再看一段：“张部长（张治中）在汽车旁边劝：‘蒋主席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很凉快的。’结果决定毛先生还是暂住化龙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与山洞歇凉。
“毛、张、赫（美国大使赫尔利）、周（周恩来）四人坐了美大使二八一九号汽车去张公馆小憩，蒋主席特别拨出二八二三号的篷车给毛先生使用，也随着开回曾家岩五十号了。侍从组组长陈希曾忙得满头大汗。
“记者象追着看新嫁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象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有胆有才，还很平民。1957年5月，她发表一篇文章，主张让菜农自己进城卖菜；本来说的是理所应当的事，可当时，在“彭子冈右派言论”专集中，这篇文章成了“最毒”的六篇中的一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事情是明摆着的，蔬菜是娇嫩货，经不起折腾，时间上也经不起拖延，坏了没救。能不能不要什么公司层层集中又层层下放呢？能否让郊区的蔬菜合作社里的菜农或是自留地里的菜农自己来卖呢？不说别的，北京胡同里卖菜的清脆悦耳的吆喝声，也尽够叫人惦记！一吆唤一连串，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可惜如今只能从相声‘改行’里听到了。这也许只是我不足为训的小资产阶级旧情调，真正受到实惠的是万万千千、每条胡同里短不了的家庭妇女们，她们一转身子，菜到手了。”──像老北京的声气吧？她是苏州人。
和彭子冈的公子徐城北聊天，他说彭子冈当年有专车，不坐，挤公共车上班，到了单位，泡一大缸子茶，掏出路上买的烤白薯，边吃边哇啦哇啦地讲在公共汽车上听到的老百姓的议论。
聊着聊着，说到了今天的记者。
徐先生说：有一种说法，你听说过吗──今天有的记者，不仅无胆、无才、无情，简直是无耻！他们不是什么“无冕之王”，而是“有冠之奴”──冠冕堂皇的奴隶，钞票的奴隶；他们要红包、要手机，甚至要房子、要汽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的记者连“出场费”都明码标价。这些记者被戏称为“签到记者”、“红包记者”、“赶场记者”、“通稿记者”。
没法接徐先生的话茬。成天坐班，专报选题，似乎无缘做“签到记者”、“赶场记者”、“通稿记者”，可惜，每个月还是得拿台里的“红包”。
可叹，彭子冈最后的采访只能是从不相识的路人口中打探养育孙女儿的秘诀，最后的得意之作只是以呀呀学语的孙女儿的口吻写给儿子儿媳的信；彭子冈去世十多年了。那天，徐先生取出他母亲的印章，在那本《子冈作品选》的扉页上为我钤印，鲜红的印记着实烫了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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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母亲的心跳
——我与京剧
听说——抱孩子，小孩的头贴着大人的胸，左胸，孩子比较安静；常见——悠闲时，紧张时，总有人用指头轻敲桌面。
为什么？
有人分析：婴儿贴着大人的左胸，如同回到了安谧的母腹；成人敲击节拍，模拟母亲的心跳，仿佛再造了母腹的安谧。
真是这样吗？不知道。
只知道，京剧——凝聚着古人与近人的忧乐、寄生着《诗经》与宋元戏曲的魂魄，亲之近之，仿佛听见母亲的心跳：灯前夜读、月下听戏，白天被职业揉皱的心灵在书香乐韵中缓缓舒展——“如婴儿乎？”
中学时，曾梦想吃一辈子“开口饭”——不是唱戏，是播音。这份幻想大概源于教室里朗读课文和舞台上参加朗诵比赛时老师的夸奖和同学的羡慕，结果，虚荣成了兴趣，兴趣成了爱好，爱好成了冲动，冲动支配了我高考前的抉择。
那年，我十八岁。
十八岁是作画，是胸无成竹的落墨，忽而凝神构想，忽而信笔涂抹。十八岁是个坎儿，好多人都这时候告别中学时代；如果考大学，倘非早慧，大多十八。“姑娘十八一朵花。”小伙儿呢？好像没有现成的说法。大概，男儿最大的变化是在心底。
八四年，高考前的我变得特别有主意，任凭母亲怎么劝，执意要报考自己中意的北京广播学院，还琢磨着一定要在广院过我的十八岁生日；我的生日适合上学——9月1号，很多学校这天开学，至少中小学如此。
广院不是重点学校，可我喜欢，不为露脸，只想在幕后——我报的专业不需要面试：编采和文艺编辑，反正和广播有关。老师、母亲都相信我准能上重点大学，我也相信。
南方家乡七月的酷暑，热得让人有些漫不经心。分数下来，我的总分比本科的初选线整整高出100多；我还是省级优秀学生，据说可以加分。
母亲为我打点行装，特意准备了一条棉裤，一直生活在南方的她以为在北京穿棉裤就像在家乡穿短裤那样平常。
重点院校录取的名单下来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同班同学王，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录取，我的总分和外语分都比他的高；北外是重点学校，我更觉得自己上广院十拿九稳。那条棉裤一定用得着，只是不知道广院的长寿面味道如何。
王走了，我的录取通知还没来，我有些惶恐。
一周后，判决书下——广院没戏，我得上北京财贸学院。
考生的命运，是一道单项选择题，好坏只在“√ ”、“×”之间。
北京财贸学院，现在叫首都经贸大学，我本来想都没想；我在所有的志愿栏内都填报了“北京广播学院”。当初，班主任警告我，把广院这种普通学校搁在第一志愿，一旦不被录取，就绝对上不了重点大学；又劝我，如果广院上不了，填报个候选的学校吧，作个防备。可是，普通学校里头，除了广院我全看不上，只好随便挑了北京财贸学院，好歹是在北京；当时想，报也是白报，将来的母校只会是广院。
看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放声大哭，好像要让自从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之后就忍住的泪水全部流干。直哭得昏天黑地，睡梦沉沉。
不去！
——不行！
难道，还要让母亲等我补习一年？填报志愿没听她的意见报个重点大学已经伤了她的心。我是她唯一的儿子，我未满周岁父亲就撒手人寰，扔下母亲、姐姐和我。好歹上个大学，早点儿工作，就可以早一天减轻母亲的负担，我已经十八了。
咬咬牙，登上了北上的列车。让人心烦的暑热和火车的轰鸣伴我度过了18岁生日，行囊中有邻居送我的一本发黄的《戏考》，还有一小瓶老墙土。
家住城市，哪有自己的老墙哟。我们家住的那幢家属楼，高两层，一楼的人家，门一律朝西开，家家把门前空地砌上砖墙，再搭个厨房什么的；二楼的人家在一楼人家的东窗下如法炮制。
我家住一楼，院里墙角有架葡萄，玫瑰香，还是我念初三那年种下的。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母亲说，种葡萄的时候，小孩不能在旁边呆着，身影要是投在坑里，葡萄一结果孩子准死。下种那天，母亲不让我和姐姐走近，我俩趁她去筛土的当儿，近前看了一眼盘在坑底的枝条——我的影子正好投在褐色中泛着绿色的枝条上，那天阳光很好。母亲筛土回来，我和姐姐又远远地看着她把筛过的细土一层层撒在坑里，我的心怦怦直跳。葡萄当年就开花结果。
一天，我和姐姐争吃葡萄，她一生气向母亲告发了我的影子的秘密；母亲抄起斧子就要砍葡萄藤，我大叫大嚷，坚决不让。直到中秋过后，葡萄吃光，黄叶满院，母亲才断了砍树的念头。
离家的前一天，母亲在我天天用自来水浇灌的葡萄根那儿拈起一小撮土，装进一个小玻璃瓶，让我一到学校马上用开水一冲，沉淀一下，喝了；她说：“一定不会水土不服！”
三天两夜的火车。
出了北京站，还觉得像在火车上，地面直往后跑。学校有车来接。系主任亲自给我们铺床。6个人一间宿舍，双层铁床搁了4张。当晚，我照母亲的吩咐，把那撮土用开水一冲，沉淀一下，喝了。——也怪，直到今天，我丝毫没有水土不服的感觉。
之后，我第一次看到了暖气管，第一次知道北京的食堂也卖米饭——原以为北方只吃面食，在家乡，一说吃饭，不言而喻就是吃米饭，馒头、面条、玉米面统统叫杂粮——也第一次领教了北京月饼的坚硬。棉裤一直没穿过。
刚开学，同宿舍的同学邀约出去玩，我每次都觉得勉强，回来却还算心情舒畅：长安街的开阔舒展、故宫的红墙碧瓦、天坛的白云蓝天……冲淡了我心头的抑郁。
同学间聊天，一开始话题集中在高考的分数。“唉，我分数倒挺高，本来能上重点大学，可惜志愿没报好，唉！”一遍又一遍，我像祥林嫂一样。
该去的地儿都去了，话题也不再是高考的分数。宿舍卧谈，有人又挑起“南北大战”——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优劣短长。
第一学期全是基础课，除了教英文的老师当得起“循循善诱”四个字，其他课的老师大多照本宣科，讲得了无生气，有的甚至把课堂当成了对校长发牢骚的地方。
心底的爱好又蠢蠢欲动，那本《戏考》却翻也不曾翻。
有两位老师改变了我的生活，一位在校内，一位在校外。
校外的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老演员许还河，她其实并不老；校内的是开选修课的老师史仲文。
与许老师相识在金秋时节，一个她任教的语言艺术的培训班上。那班学员40多人，只有我一个学生，只有我一个外地人。其他人都已工作，有文化馆的，有博物馆的，有的在机关或公司搞宣传，还有一个在电影厂；大家都是“语言艺术发烧友”，不过，不像今天的“追星族”。
对自己喜欢的话剧和电影的台词片断，我迷得七颠八倒。许老师给我“归路”：从声母到韵母，到字、词、句，到诗歌，到散文，到小说，到寓言，最后到台词，顺序训练。每星期有两个晚上上课。
三个月一晃而过，培训班结束了，我和许老师成了忘年交。周末，我常去芳草地许老师家，她像迎接儿子回家一样每次都给我做好吃的。我们还一起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两个广播剧本，其中一个我参加了演播。偶尔，我们会聊聊京剧。
在学校，我选修了史老师的《人才学》，每周五下午两个课时。
史老师人胖，不到四十，已经谢顶。天热时，一身玄衣，一柄黑扇。教室在二楼，铃声响前，他踱进来，已经气喘吁吁，给他搬把椅子，他坐了，摘了眼镜，抡开扇子猛扇一气，一双近视眼看着学生涌进已经满座的教室。铃声一响，“哗！”把扇子一收，戴上眼镜，气调匀了，起立，开讲。
不是讲书，是讲课；不是文讲，是武讲——连说带比划，一直站着。选他课的人越来越多。开会、听大课一贯坐后排的我，每到周五，吃完午饭就去占座，占头排。
一次作业，他让我们写一写各自的成才设计，不限文体、不论长短。梦呓似的，我描绘了自己高考前的想法。我还在高考失利的阴影中徘徊，还在做“广院之梦”。
讲评作业，史老师引用了孔夫子的话：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说，很多人文气太弱。甭问，我一定在其中。
课后，史老师对我说：“给你讲讲哲学如何？”
“不，我不喜欢哲学。”竟然，我一口回绝。在我心中，哲学就是政治课老师口中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明白更不会相信的信条。
“听听看，如何？”真真难得，这样的老师！
不好意思再拒绝。以后，每个星期三下午两点到四点，史老师在他办公室给我一个人讲课，风雨无阻。不要讲义，不要书本，不要黑板，神聊，就是神聊。聊京剧，聊电影，聊沈复的《浮生六记》，聊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也聊《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他让我悟到，生活中不光有艺术，还有哲学，还有政治和经济，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学了经济专业，也未尝不是幸事；就说艺术，也有种种，类别、品格大相径庭。
每天，我除了上课，就看史老师推荐的书，既有《庄子》、《论语》，也有《当代英雄》、《百年孤独》，还有《政府论》、《国富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放的经典唱片，听贝多芬、威尔第，也听谭鑫培、程砚秋。史老师说，手低不怕，眼一定要高。
每天，我最担心的是该看的没看、该听的没听，最欣慰的是该看的看了、该听的听了。
独自在京几年，许老师、史老师给了我家的温暖，精神的家园。
毕业，我被分配回省城的一家政府机关。我又一次自己拿主意，“抗拒分配”，没去机关报到，而是到了一所学院任教。以我的心性，我知道，我做不了机关干部；教书，给了我一个整理思想的机会、一个与人沟通的机会、一个说真话的机会——一个散淡的机会，让我有时间和空间面对我的灵魂，真切地看到他每天的丰富与提升。
经我的一个学生——其实是朋友——介绍，结识了省电台的一个著名的主持人和他的夫人。他俩都是青联委员，才华横溢而又是非分明、质朴单纯，我们一见如故。我们一起主持节目，演广播剧，写东西。
说来有趣，24岁那年，我又经历了一次十八岁：在省电台的一个广播剧里扮演“男一号”——一个小兵，他在十八岁生日的头一天死了。
我们三个人还合写了一个艺术语言欣赏会的脚本。在省城最好的剧院，省内的几个“大腕”全上场了。一位省电视台的主持人，台领导临时不让他上，我只好“钻锅”，朗诵的是胡风的《前进曲》。面对黑压压的观众——没想到大家情绪如此热烈——我更加激动：“我是一个人/我有一颗心/一棵血肉的生命/一团火热的青春/……”最后一句“我要走出门去、走出门去”，声音劈了。掌声如雷，不为我的业余水准的蹩脚的朗诵，只为他们逝去的和当下的青春……
说来真是对京剧不住，我还在电台做了两个有关京剧的节目，一个得了省里的奖、一个得了全国的奖。
如今，我又一次作出选择,回到了北京。
每天，我尽量让自己生活得很有规律。晚饭后开始看书，如果看外国人写的书，就放阿图尔·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的全部21首《夜曲》，两张CD，可以来回放两遍，1点以前睡觉；如果看中国人写的书，尤其是旧书，就放吴景略、张子谦、查阜西、管平湖的古琴曲，八张CD，可以听五张。当然，还有卡拉斯，还有梅兰芳。
那本老《戏考》已经丢了。四壁皆书，有一面墙全是京剧的音带、像带和光盘，成十上百，当然还有歌剧和乐曲比肩。
在乐声中，在书香里，我好像又回到了十八岁，那么单纯又那么充满渴望——灵魂对美丽的渴望。
我们生活在众声喧哗的时代。
奉己侍亲，总要有一个职业，但——一技之长，足以安身；读书听戏，才是性命所系。
读书，不是“书虫”，读自然之书、社会之书、艺文之书；听戏，也不是“戏迷”，品人生况味、赏艺术魅力、猜文化之谜——
戏里戏外，只是一个人生。看戏里，只觉“公侯将相皆为假，喜怒哀乐才是真”；周信芳的《清风亭》，张元秀嘱咐13岁的张继保的几句言语，每每听来令我鼻酸眼热、五内沸然。观戏外，但想“上场应念下场日，看戏无非做戏人”；消耗众多艺人心血的“样板戏”，却是政客“高台教化”的大棒，喝人奶的狼崽，想想就让人毛骨悚然。
“天朗气清，岂可无管弦之盛；骋怀游目，亦足极视听之娱。”常常，忘却了京剧文辞的欠通、寓意的陈腐，须生的儒雅老成、青衣的端庄典雅、净行的黄钟大吕、丑行的嬉笑怒骂，总让我心旌摇动，击节赞赏。京剧的魅力，实难抗拒。
虽然时时沉醉，心底总浮起一个个问号：
一样是戏，与西方的歌剧、话剧、芭蕾舞剧相比，言其大者，在戏剧元素、时空调度、演员与角色的关系、悲喜剧情态、音乐处理、舞台美术、表演体制、传习方式、理论研究诸方面，京剧的面貌为什么如此独特？
其一，众美纷呈，且歌且舞且言，并不以歌唱、言语、舞蹈独擅其美；
其二，时空调度，随情随意，与“三一律”无涉，可谓情志弥漫的宇宙意识；
其三，若即若离的三重身份，演员一步跨不到角色，还须行当接引；
其四，多的是善恶相搏的道德悲剧，罕见《俄狄普斯王》那样的命运悲剧、《哈姆雷特》那样的性格悲剧；
其五，同中求异（或“大同小异”）的板腔体音乐，与歌剧旋律、芭蕾舞剧和话剧配乐的“专曲专用”大相径庭；
其六，程式化、符号化、写意化的舞台美术和表演体制，与西洋戏剧迥然有别；
其七，与血亲、姻亲紧密相连的传习方式，也不同于社会化运作；
其八，个人欣赏、道德评判和政治分析式的所谓“理论研究”，往往忽略了对京剧进行戏剧本体的元素构成与审美创造的探讨。
对这八个问号，很难回答。我并非研究家，只想“猜谜”，忍不住好奇。
回答“为什么”不易，要评价“怎么样”更难！也许，这句话说得有理：难分高下，是文化；可分高下，不是文化。
要回答“怎么办”，更是难上加难——怎么着，想给京剧把脉开方？岂敢！
平心而论，我的血脉中已种下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命中注定我只能猜谜与听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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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美人
对所谓的文人雅聚，向来退避三舍，一来，自己不是文人，忝列其间，难受；二来，听一番不痛不痒的话、见几个不尴不尬的人、吃一顿不咸不淡的饭，更难受。
但有个礼拜天，朋友约去游坝上草原，自命“一生爱好是天然”的我却说：不去！要去看另一种绝美的风景──90岁的大美人张允和，她和她的老朋友张中行、叶至善、丁聪、黄宗江，她的“小”朋友——我敬重的老师徐城北和叶稚珊夫妇，要在三联书店二楼的茶座聚会。有一段时间，叶老师每星期要到允和老人家三四次，听她聊张家旧事。徐老师和叶老师提前半个月就让我一定要去。
一定，我一定要去。
是什么，吸引了三代人的目光？
是老太太的家世吗？
不全是，尽管老太太的家世十分煊赫。
当年，安徽合肥有几个大家族：周家、李家、刘家、蒯家、张家，李家就是李鸿章家、张家就是张允和的曾祖张树声家。合肥当地有一首民谣叫《十杯酒》，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还有一句是这样的：“三杯酒（怎么着）……合肥又出张树声”。
张家良田万顷，大地主，典型的。可是，张允和的父亲，很早就接受新式教育，一心钻进书堆里，烟酒不沾，赌博不好，有钱，书随便买,还让孩子随意翻看。在蔡元培先生的建议下，他还把家里所有的钱用来办学，创办的乐益女中坚持了17年，后来做了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在乐益女中教过语文；当然，那时候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为了保持办学的独立性，张允和的父亲不要任何赞助，为了保证穷人家的女儿上得起学，乐益女中每年要拿出十分之一的名额招收免费生。
乐益女中是新式学校，学生都剪短发，还开运动会，演话剧，像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还用英文演莎士比亚的《一磅肉》，也就是《威尼斯商人》。
张允和排行老二，北京的老文化人都称她张二姐，她有一个姐姐，八个弟妹，别的不说，光说她们四姐妹，个个外秀慧中，光说四个夫婿，个个才高八斗；就是“才高八斗”，不是我乱奉承。你看，大姐元和嫁的是昆曲名家顾传介，爱听昆曲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传字辈的小生，叶圣陶先生的公子叶至善先生说，当年顾传介结婚以后就不再唱戏了，他很伤心，其他戏迷也很伤心；二姐允和，嫁的是外号“周百科”的周有光，这位周百科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大家，在复旦大学做过经济学教授，后来又担任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者之一，他还为日本的夏普公司设计过中文处理软件；“周百科”这个外号是谁起的呢？三姐兆和的丈夫，大文豪沈从文；四姐充和，嫁给了老外，这老外也是个学问家，世界名校耶鲁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中文名字叫傅汉思。
尽管家世煊赫，吸引我的不全是这个，那么，是老太太的阅历吗？
不全是，尽管老太太的一生真是奇特而丰富。
她一出生就不会哭，脐带绕了脖子三圈，都以为她活不了，她自己说：收生婆先把三圈脐带解开，再把我倒拎起来，给我挨了几十个屁股，我不怕痛，不吭声；又用热水、冷水交替浇我的胸和背，我不怕热，更不怕冷，也不吭声。人工呼吸，那时是新的玩意儿，也算是采用了。我只是不吭声。先后用了十几种方法，我还是不吭声。时间一分、一刻、一小时地过去了，已经过了7个多钟头，我始终绷着越来越紧的小脸，再也不吭声。
后来，接生婆以为孩子死了，就把围裙里的婴儿漫不经心地抖落在脚盆里，360度的大翻身，这才发现孩子有了呼吸。
就是这个一落地就让全家人揪心的张家二小姐，上大学时候也不安分，二十年代，上大学的人本来不多，她一个女孩家上过三所大学；结婚以后，又用父亲给的“嫁妆”钱，和丈夫一起，留学日本。第二年，儿子周小平降生。老太太讲：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抗战期间，她有时候和丈夫一起、有时候独自一人带着儿子小平和后来出生的女儿小禾逃难，从上海到芜湖、合肥，又到汉口、成都、重庆。有一次逃难，同船的还有曾国藩的孙女。在重庆，“大轰炸”过后，张允和亲眼看到了什么叫“肝脑涂地”。
战乱中的张允和再也不是张家的娇小姐。1941年，五月，丈夫不在家，女儿小禾肚子疼，接着高烧不退，当时住在乡下，缺医少药，到第三天，还不好转，张允和想法子托人把女儿送进重庆的医院，两个月后，快满6岁的女儿小禾死了。
张允和把全部的爱倾注到儿子身上，不料，1943年，也就是两年以后，在成都，一天傍晚，儿子小平正在院子里玩，一颗流弹打在他肚子上，浑身是血。当时丈夫周有光正在重庆出差。张允和说：我当时眼前一黑，用手撑着墙，我真的没有倒下，为了我的儿子，我冷静下来，和房东一起把小平送到成都的一家空军医院。开刀后发现，孩子的肠子被打穿6个洞。第四天，孩子烧退了，丈夫也赶回来了。
1946年， 丈夫被派往美国工作，两年后，工作结束，张允和跟丈夫周游
列国，一路读书、一路访古，从美国到英国、法国、意大利、埃及、缅甸、香港，最后回到了刚刚解放8天的上海，满腔热情回来建设新中国。
回到上海，张允和在上海一家中学教中国历史，教了一年半，她说，脑子喜欢乱转的毛病又犯了。有一次开会，她说，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很多内容和文学、政治相同，缺乏趣味性；大家说这个意见提得好，写出来吧。她把这些意见写了两万多字。后来，1951年的《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题目叫《敬答各方面对历史教科书的批评》，其中多次提到张允和的意见。
就因为这篇文章，张允和很快被调到北京，参加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
只身一人到北京不到一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张允和成了“老虎”,说她是地主，是反革命，要她写交代；交上去两万多字的交代材料，没通过。她说：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就下岗了。她回到了上海，当时，周有光还在上海，他对张允和说，不要出去做事了，家里的许多事都没有人管，婆婆年纪也大了，需要照顾。张允和说，她明白丈夫的话，丈夫是想把她从那种愁苦的情绪中拉出来，顺理成章的一句轻松的话，过去的一切不快都淡淡然烟消云散了。从此，张允和一直做了家庭妇女。
1956年4月，周有光从上海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张允和又一次来到北京。从此落地生根，一直住在北京。扎根北京以后，张允和最快乐的事就是参加北京昆曲研习社。俞平伯先生当社长，张允和当联络组组长。1979年，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活动，张允和被推举为社长，直到现在。
刚才说了，老太太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她的家世和经历，那什么最吸引我呢？
她的美！
允和老人真美，美在她年轻时的花容月貌，美在她终身的锦心绣腹、达观通脱、幽默多情。
看允和老人各个时期的照片，不由得会惊异她的秀丽、娴静、温柔、雅致，你不会感叹岁月的流逝，只会称赞造物的神奇。
允和老人一生经历了大富大贵，也经历了战火纷飞、十年浩劫，但她永远能保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
“文革”第三年，1968年8月的一个闷热的下午，两个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来让允和老人交代问题，小将不让她喝水，让她站着，还不能挨着桌子或椅子；当时，年近花甲的老人心里想的居然是：“要是我的儿子和孙子跟我‘斗猴’，我生气不生气呢？……不生气，才不生气呢！只要孩子们觉得有趣，我就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允和老人现在每天最爱说的话是：“我快乐极了！”夫妻和美，她快乐；子孙满堂，她快乐；听戏看戏，她快乐；86岁学电脑，她快乐；主编名叫《水》的家庭杂志，她快乐；制作曲谜，就是有关昆曲的谜语，她快乐；一次闲聊，她也快乐。叶稚珊老师每次离开允和老人家，老太太总要把她送到门口，总要说：“我真快乐，真高兴，我要香香你。”叶老师的脸和允和老人的脸贴在一起。
允和老人满腹经纶，妙语如珠，哪怕说个笑话，也见出学问，可不是死学问。我跟您举个例子。老太太讲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个人死了以后到地狱，阎王罚他变成狗，他赶紧说：“那我要变母狗。”阎王问他：“为什么呀？”这个人说：“孟子有云：‘临难母狗免，临财母狗得。’”其实呀，那句话是：“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
允和老人身怀绝技，说她“才女”，简直是贬她，当今社会，冒牌才女和冒牌才子一样多，允和老人昆曲唱得好，文章也写得漂亮，简直不是写，是生命的灵光闪现。
她有篇文章，80岁时候写的，写的是她和周有光的恋爱时节。题目叫《温柔的防浪石堤》。
开头一段，劈空一笔：“那是秋天，不是春天；那是黄昏，不是清晨；倒是个一九二八年的星期天。”那时候，张允和刚刚19岁。
“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他们没有手挽手，而是距离约有一尺、并排走到江边海口。”
再看一段。他们在海边防浪石堤上坐下了：
“这里是天涯海角，只有两个人。是有风，风吹动长发和短发纠缠在一起。是有云，云飘忽在青天上偷偷地窥视着他们。”
他俩的手终于握在一起：
“这一刻，是两个人携手跨入了人生旅途。不管风风雨雨、波波浪浪，不管路远滩险、关山万重，也难不了两个人的意志。仰望着蓝天，蔚蓝的天空，有多少人生事业的问题要探索；面对着大海，无边的大海，有多少海程要走啊！
“这一刻，天和海都似乎看不见了，只有石头既轻软而又温柔。不是没有风，但是没有风；不是没有云，但是没有云，风云不在这两颗心上。
“一切都化为乌有，只有两颗心在颤动着。”
面对如此美丽的允和老人，我无话可说。这样的人，只有两个字：“人瑞”──这是允和老人的老朋友83岁自称小丁的丁聪先生的话。
最后，我要告诉您的是，那个礼拜天，允和老人没去参加老朋友的聚会。
怎么回事？
本来，叶稚珊老师说，别提前告诉老太太，免得她太激动，等到星期天，临时把她接来。后来，还是提前告诉了她，结果老太太一兴奋，心脏不太好；其实，老太太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40年前就有两位大夫说，她的心脏病登峰造极，随时会死。老太太健健康康地活到今天，奇迹。
那天，允和老人到底没来，但我一开始提到的她的朋友们都到了三联书店。戏剧家黄宗江先生说，张二姐没有来，有些遗憾，不过也好，免得造成更大的遗憾。他请叶稚珊老师代为请安。
我的想法，跟黄宗江一样。不过，我领略了允和老人的老友们的美，依然看到了绝美的风景。
叶老师跟我说，哪天让我跟她去一趟允和老人家里，我说，可别惊扰了老人。
去年，北京的气温过了40度，近20年来的最高温，但我心里一片清凉，狂热、浮躁的当今，难得允和老人这样一种恬静而丰富的活法。
我最小的妹妹结婚，我送她的礼物就两样：一样是一条钻石项链，另一样就是叶老师送我的张允和口述、叶老师记录整理的《张家旧事》，我跟妹妹说：咱们不是大家，你连小家碧玉也不是，但我希望70、80甚至90年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会看到一个百岁的美丽的妹妹，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孙子或者孙女会看到一位百岁的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奶奶或者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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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德庸“谈情说爱”
和漫画家正经八百地谈论他笔下的人情事理，似乎有些可笑，但是，我的幽默细胞刚够看懂简单的漫画，所以，大前天，也就是星期三，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可笑的人。
那天，我和一个朋友跟从台湾来北京的漫画家朱德庸在华侨大厦聊了一通。聊的内容，四个字：谈情说爱。
说起台湾的漫画家，您大概最熟悉的就是蔡志忠。我不用比较蔡志忠和朱德庸谁更有名、更高明，他俩在大陆正式推出的漫画我差不多全都有，都爱看，只不过，蔡志忠画的是古代典籍和名人名言，像什么《老子说》、《庄子说》、《孔子说》、《禅说》、《西方十句话》等等等等，而朱德庸，画的是爱情和婚姻，叫做“现代风情·都市生活漫画系列”，而且蔡志忠和朱德庸年龄相差一轮，朱德庸比蔡志忠小12岁，快40了。
据说，朱德庸在台湾也是家喻户晓，还有资料说，1994年，朱德庸的漫画在台湾的销量突破100万册，朱德庸是台湾最受欢迎的第二位画家，第一名是日本漫画家宫崎骏。咱没生活在台湾，也没去过，不知道，有些数字我有点儿怀疑；不过，朱德庸的漫画老少皆宜我一点儿都不怀疑。在北京，《北京晚报》都连载朱德庸的漫画，您可以想象有多少人看了他的漫画。其实，不光《北京晚报》这样的市民报纸关注朱德庸的漫画，就连北京一份很有名的知识分子杂志《方法》都连载过朱德庸的漫画。
好了，朱德庸到底画了些什么，让那么多人关注？连我这个没有幽默感的人都很着迷。
咳，用文字介绍画面是很笨拙的事，但是考虑到您大概还没看过朱德庸的漫画，我就做一回笨蛋吧。
我看过的《朱德庸都市生活漫画系列》有四个系列：一个叫《双响炮》、一个叫《涩女郎》、一个叫《醋溜族》、一个叫《醋溜CITY》。
所谓《双响炮》画的是一对儿结婚30年的老夫妻，他们有一个也到了恋爱季节的儿子，还有一个随时干预女儿、女婿生活的丈母娘。
这两口子随时发生冲突，互相攻击，像两门大炮，只不过开炮的形式大不一样，爱花钱的太太还喜欢用擀面杖教训丈夫，动不动一脚就把丈夫踢出门去；丈夫呢，好喝口酒，偶尔也偷看偷看擦肩而过的美女，对太太的教训从来不敢动粗，只是时不时冷言冷语刺一下太太，过过嘴瘾；丈母娘呢，随时教育女儿提高警惕，和女婿的矛盾就可想而知了。
咱们来看一幅。
朱德庸的每一幅漫画几乎都是4张，他叫4格，第一格：双响炮夫妻正在吃饭，太太问：“如果有一天，我离你而去，你会怎么样？”
第二格：丈夫回答：“我会死！”
第三格：太太很感动，表情丰富。
第四格：太太笑眯眯地给丈夫碗里夹菜，丈夫在心里说：“高兴得要死！”
再看一幅。第一格：太太和儿子在家里聊天，太太对儿子说：“当初大家都反对我嫁给你爹。”
第二格：太太抚摩着自己的脸颊，那表情好像在回忆自己30年前的青春年华，接着跟儿子说：“还有人说我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第三格：儿子奇怪了：“那你为什么要嫁呢？”
第四格：太太浑身沮丧：“唉，牛粪也不好找呀！”
朱德庸的《双响炮》就是这样。
那天与朱德庸见面的时候，我和朋友对他说，你的漫画很……残酷，写出了爱情和婚姻的琐屑、平庸、荒诞、无奈、无聊和……难舍难离，写出了爱情和婚姻中人性的弱点；在你的漫画中，几乎看不到爱情的甜蜜，更别说幸福。即使出现温柔的瞬间，马上就有个声音消解这瞬间的温柔，而这声音往往是男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性、金钱、美貌、摩擦、游戏般的诺言与谎言，似乎是现代爱情的主角。
越说越沉重了──从你的漫画中，可以读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仿佛是“上帝”的冷眼在旁观人间小儿女上演一幕幕悲喜剧或者简直就是闹剧。
对我和朋友的感受，朱德庸说，人生本来就很辛苦，很多事都不如意，爱情和婚姻的甜蜜就让读者留着自己品味吧。他说，他喜欢画人性，而人性在爱情和婚姻中表露无遗，相爱的人往往在爱情中作戏，结婚之后就慢慢卸下面具。他说，对一些经常发生冲突的怨夫怨妇，人们会怀疑，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相爱呢？他们不适合吧！朱德庸说，未必！他们的冲突恐怕是人性显露后的冲突。漫画可以用幽默的方式来反映，让你笑过之后感到一丝丝的悲哀。
朱德庸说，人生有很多事，你无法抗拒，最后的抗拒就是──笑。幽默，是对人生无奈的反击。
《朱德庸都市生活漫画系列》里头，还有一组漫画，叫《涩女郎》。
《涩女郎》画的是一幢单身公寓里面的四个单身女郎，这四个女郎，一个只要爱情不要婚姻，一个只要工作不要爱情，一个是整天只想结婚，一个连什么是爱情和婚姻还不知道呢。
我们来看一幅，也是4格。
第一格：那个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女郎说：我立志做每一个男人的情妇。
第二格：那个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女郎说：怪不得他们爱你。
第三格：那个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女郎说：我立志要做每个男人的老板。
第四格：那个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女郎说：怪不得他们恨你。
再看一幅。
第一格：那个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女郎说：我能同时甩掉五个男人。
第二格：那个整天想结婚却没有人找她的女郎说：这有什么困难，我也能。
第三格：那个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女郎有些嫉妒，有些无奈，那个整天想结婚的女郎一脸骄傲。第四格：那个整天想结婚的女郎夸口之后，在心里嘀咕：困难的是，我得先认识五个男人。
那天我们问朱德庸，《涩女郎》写了四种女人的爱情观，有没有女同胞抗议你有“性别歧视”？从他太太和他的朋友对他的评价中，我们知道，朱德庸对女性是很……爱惜的，可以算是“怜香惜玉”吧。
朱德庸说，他是个乌鸦嘴，他不会歌颂爱情多伟大、婚姻多美满。他说，爱情充满了虚伪和变数。他的漫画就是画一些让人不是很愉快的事，人性就是如此：拜金主义，喜新厌旧。他说，他画《涩女郎》，早期有一些读者抗议，有的还要开记者招待会；他说，这是个很大的误会，实际上，他对男性一点儿也不客气。之所以在漫画中女性占的篇幅较多，一是因为女人的心思花在爱情和婚姻上比较多，二是因为如果画“上班族”这个题材，可能就会更关注男性。
其实，朱德庸在台湾还当选过“新好男人”，这“新好男人”的评选条件之一就是“不能是大男子主义”。在朱德庸的画笔之下，男人女人，一样受嘲讽。
朱德庸还画过“新人类”，就是所谓的“醋溜族”。他说，“醋溜族”这个名字想了好几个月，“醋”，是说这些人个性中有发酸的东西，喜欢取笑别人；“溜”是说这种人的处世态度有一种滑溜溜的感觉，随时看情况改变游戏规则，“她，可能美，可能丑；他，可能蠢，可能毒；无论如何，他们尽可能为自己而活。也许是自私，也许是自信，总之，他们是传统规范所不再能标识出来的一种新人类。”
听我聊到这，您大概会问：朱德庸把爱情和婚姻看得那么明白，他还会结婚吗？
大前天，朱德庸也聊到这个话题。他说，10年前他结婚以后，很多人都感到奇怪，你为什么还结婚？你老婆是不是像《双响炮》里头的那门大炮？朱德庸没有故做深沉，他说得很实在：画漫画只是他很喜欢的工作，不一定画自己的生活，就像当演员的演坏人不一定是在演自己自己一样。
他说，婚姻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排斥──就是你还没有确定你可以共同度过的人。他说，看到合适的人，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结婚。
我们说，受朋友委托，想问几个很个人化的问题，他可以不回答。
第一个问题：你的恋爱感受？
他说，快乐得不得了！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携手共度的人。
第二个问题：你的婚姻感受？
他说，他很满意。他和他太太都花了很多时间来经营。是的，他是说的“经营”。他说，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三天不洗澡也没人管你，一个人自自由由；他说，结婚与其说是“束缚”，不如说是“相处”，要努力建立一种相处的模式。
第三个问题：你心目中理想的（梦想的、幻想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
他说，非常简单，善良就好。
第四个问题：你心目中理想的（梦想的、幻想的）太太是什么样的？
他说，像我太太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真话，反正当时他太太在宾馆房间里，不在他身边。
我们接着问第五个问题：你心目中理想的（梦想的、幻想的）丈母娘是什么样的？
他又说，就是我现在的丈母娘这样的。大概为了证明他讲的是真心话，他紧接着解释说，他丈母娘有个大大的优点：不干预他们的生活。他说，很多丈母娘会通过女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女儿女婿的生活。他说，他太太也很清醒，爱情和婚姻只是他们夫妇之间的事。所以，虽然与丈母娘相处融洽，但很有分寸。
又问第六个问题：你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他说，他做丈夫也是慢慢学的。刚结婚的时候，并不知道丈夫要怎么做。当中也曾有过迷失，只把注意力放在了工作上，忽略了家庭；后来经过反思，就开始调整。慢慢学会了怎么做丈夫，怎么做父亲。
第七个问题：可能问得早了一点儿，你现在希望孩子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对象？
朱德庸说，他儿子9岁了，他对他完全没有什么要求，顺其自然，只是要为他提供学习、成长的环境；未来是他们的，不该由我们来决定；至于婚姻，更是他自己的事，他要负他自己的责任，那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
——好了，好了，还是那句话，用文字说漫画，是很笨拙的事情，好在我们和朱德庸聊的内容──爱情和婚姻──大概我们每个人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您感兴趣的话，还是去看他的漫画吧。
朱德庸表情天真，皱纹深刻。您面对他的漫画，也许会和我们面对他本人一样，轻松愉快，又有几分沉重与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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